【核心提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组织与管理领域中网络理论发展迅速，组织网络的相关主题，如网络连带（network ties）、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企业间联盟（interfirm alliances）、知识传递网络（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s）等纷纷成为主流学术期刊的热点话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组织与管理领域中网络理论发展迅速，组织网络的相关主题，如网络连带（network ties）、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企业间联盟（interfirm alliances）、知识传递网络（knowledge transfer networks）等纷纷成为主流学术期刊的热点话题。

　　“前因”不足，“后果”显著 

　　尽管组织网络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进一步细分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网络研究者更多关注网络后果的研究，大量研究考察了网络对组织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产生出了如弱连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等影响深远的理论，而对网络前因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此，许多评论者指出，过于将视野集中于解释网络属性对绩效的影响、缺乏网络动态过程的分析制约了网络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组织网络研究侧重后果分析的主要原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组织网络研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其研究首先要获得合法性，而一个获得合法性的有效策略则是，通过展示网络变量对传统领域关心的重要后果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网络才被认为是重要的。其次，网络研究偏爱后果的原因可能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结构主义是网络分析的重要传统。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网络被看作是确定的行为者的环境，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机会或限制。而网络前因的研究，倾向于从行为者的属性（如人口统计学特征、心理特质和行为动机）去解释网络，这一点与网络分析的结构主义传统相冲突而备受质疑。最后，网络前因的研究往往涉及对网络纵向数据的收集。与网络后果研究对横截面数据的收集相比较，网络纵向数据的收集更加困难，数据收集的成本会随着时间长度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这也加大了网络前因研究的难度。

　　主体性因素融入动态分析 

　　毫无疑问的是，网络前因的研究是重要的。既然不同的网络结构和位置会对嵌入在网络中的行为者带来不同的优势和约束，那么理解网络结构的动态演化，有助于预测来自网络的收益和约束的变化，帮助我们理解以网络为基础的优势怎样才能够持续。例如，结构洞的重要理论论述了个体中心网络中行为者的中介优势，然而网络动态性的研究表明网络中其他参与者会有意识阻碍结构洞的形成，这会使得结构洞的优势体现为当期优势而难以持续。同样，如果网络是一种快速变化的状态，并且变得越来越开放，那么网络中闭合的收益对于网络参与者来说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尽管静态视角的研究考察了网络稳定的价值，但网络动态性的研究通过质疑网络位置、网络结构的可持续性而对静态的网络研究提出了挑战。

　　2000年前后，随着组织网络研究的重要性在学界获得认可，一些学者开始考察网络的起源及其动态变化。从网络起源的微观基础来看，网络来源于个体的伙伴选择行为，伙伴选择的研究为理解网络动态性提供了基础。在此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依赖和网络嵌入性的角度为网络演化提供解释。一些研究发现，网络关系起源于相互依赖的个体（包括个体组织）之间的伙伴选择，并且这种关系在嵌入的个体间累积，个体往往倾向于选择与其先前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伙伴，其结果就是网络演化由最初的资源条件和连接状况决定，并且演化呈现出惯性、稳定的特征。虽然这些研究确认了一些个体伙伴选择中的决定因素，并让我们认识到网络演化的某些重要特征，但这些研究却无法回答陌生人之间是如何建立关系的，以及关系网络又是怎样发生剧烈变化的。

　　也就是说，在资源依赖和网络嵌入这些被广为接受的网络驱动因素之外，对网络动态性的分析必须加入新的因素，这一新的重要因素被认为是行动者的主体性。主体性意指行动者塑造关系的动机和能力，通过创造有利连接或者断开不利的关系来塑造对其有利的网络结构。正如埃米贝尔和米切指出的，网络是行动者主体性的结果，行动者的行动总是伴随着他们对过去状态的记忆和对未来状态的期望。因此，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相互依赖，共同决定了网络整体的结构。

　　结构主义作用下降 

　　个体塑造了他们嵌入其中的网络这一观点，被视为与社会网络研究者所坚持的结构主义传统相悖。正如奇达夫和蔡文彬所论述的，“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启发，一些研究者一直声明他们坚持结构主义立场，否认个体在集体的结构的创立和维系过程中有任何能动作用……激进的结构主义者甚至指出，尽管个体不断地从事某种活动（比如，说一种语言），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帮助构建了其行动嵌入其中的结构”。“这些人主张，语言如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是作为一个超个体的制度而相对独立于任何单个个体的动机和属性存在的。从这一立场出发，结构主义者常常无视这样一种可能性：行动者的属性、认知或个性可能会塑造他们嵌入其中的社会网络。”如前所述，网络理论正是秉承了结构主义传统，使得现有研究对于简化网络模型的兴趣远远超出对动因的关注，其分析的核心是关系的连接，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网络构成的行动者及其主体性。

　　实际上，在网络后果的研究中，结构主义已经被撕开一丝裂缝。近年来，在网络动态性的研究中，一些研究从行动者的主体性出发，更是为组织网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在对企业远距离伙伴选择的研究中，鲍姆等人发现，具有高绩效目标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远距离的合作伙伴；同样，在研发伙伴的选择中，具有颠覆性创新目标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陌生的伙伴进行研发合作。还有研究表明，为了追求探索性的搜索利益或者是更好的交易条件，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也愿意与关系贫乏的伙伴进行合作。而从关系贫乏的企业角度来看，那些有着新颖战略意图的新创企业也能够与产业领导者展开合作，建立高绩效的关系组合。这些研究解释了嵌入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网络变化，并且表明行动者是塑造网络的主体，其动机、能力、策略会影响其伙伴选择，进而影响网络的动态变化。

　　总体来说，对网络后果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而网络动态性的研究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主题。这不仅有助于拓展我们对网络演化的理解，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网络作用机制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网络动态性的研究将突破结构主义的藩篱，在网络分析中加入行动者的主体性，这为拓展和完善网络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企业伙伴选择的集群研发网络涌现与创新动力机制研究”（71273227）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