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大国，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外语教育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将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全方位与沿线国家开展深度互动，以此带来的对各类外语高端人才的需求、防范境外风险的安全需求、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需求等对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倒逼压力。

　　我国外语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外语教育战略难如人意，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教育理念上的战略意识缺位。我国外语教育理念长期驻足在外语教学的微观层面，没有突破外语教育的功利化思维，关注点尚在助推个体发展，少有与国家核心利益、文化安全关联。新中国历史上具有严格意义的外语教育战略规划，还是1964年10月由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文教办公室、国家计委、高教部和教育部五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报告》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整体上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的外语战略规划与制度体系建设，导致当前外语教育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和盲目性。

　　权威性组织管理机构与协作机制尚未建立。没有外语教育战略统筹的权威机构和协作机制是滞缓我国外语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而后者并不具有太多实际的行政执行权，即使教育部的语言规划也只涉及教育领域，无法延伸到全国人大、公安部或者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多部门联动机制实际缺位。此种情形下培养出的更多是一般性的外语人才，而非战略性外语类高端人才，这势必影响我国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供给。

　　资源配置战略投入不足。外语教育具有投入大、产出小、战略性价值强的国家公共产品的特征。目前，我国外语学科建设战略性投入不足，语种数量偏少，结构不均衡，英语专业扩展过快而质量不精，其他通用语种特别是非通用语种专业发展严重滞后。据统计，我国高校目前开设的外语课程仅有60余种，与美俄等传统外语教育大国相比差距颇大。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我国外语教育的深度和广度都尚需拓展。

　　外语类高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长远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通晓这些国家语言文化的新式高端人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高端翻译人才、国际和区域组织人才（一般需要掌握两种以上外语）在内的多语种人才严重匮乏，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称。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79国（含南太平洋国家）使用61种语言，非通用语种为56种，除去以英语为主的通用语种外，我国高校只开设了其中13种的课程，语种覆盖率仅为23%，且有8种语言课程是近5年内新增的。外语类高端人才的储备与供给存在严重短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