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大众的拥戴对象，又不得不面临精英的批判，汪国真为何遭遇冰火两重天？很少有哪位文人的形象如此“分裂”。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汪国真为例反思上世纪九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与文学，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悼念老朋友汪国真，我原本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诗人。可随即而来几家媒体的访谈，又使我想了更多、说了更多。汪国真出名，背后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是当时的期刊市场面临大变革。一九八〇年代是《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诗刊》等纯文学杂志的时代，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它们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面向青年的生活类杂志异军突起。这些杂志常推荐汪国真的诗歌，汪国真因此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第二，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处于变革期。此前，新华书店垄断了中国图书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多发行、营销能力强大的民营书商出现。有眼光的书商找到了汪国真，他的一本书往往有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于是，汪国真很快成了继席慕容之后影响最大的诗人。有媒体还炒作过“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这个概念，汪国真被排在第一个，我被排在第二个。汪国真弘扬真善美，有励志的意义，在当时是一种正能量。那时社会在转型，很多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文学、诗歌，而是精神上的激励，就像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喜爱一样。汪国真的诗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里可能最接近于流行歌曲。他火的时候，也是四大天王火的时候。

　　我觉得，汪国真是被一个特定时代打造的“文化英雄”。汪国真对大众文化是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汪国真是新时期第一个涉足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和图书市场的文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余秋雨是第二个。他们容易成为文化英雄，但在圈内容易被喝倒彩。他在文学圈内一直争议不断。纯文学界对他是不认可的，把他当做文学的异教徒，不承认他。汪国真受到的抵制非常强烈，挖苦讽刺和不屑他的人很多。

　　汪国真也努力过，比如找过《诗刊》、《人民文学》，但那些编辑对他的评价都不高，不会发表他的作品。其他的诗人，对他避之犹恐不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女友》杂志开会，汪国真跟我说心里话，说自己压力非常大——那时候诗歌界发起了“倒汪运动”，要“打倒汪国真”。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倒汪”，听上去别人把他当成了诗歌界的汪精卫。而就像“曲线救国”，汪国真也许也觉得自己走的是曲线救文学、曲线救诗歌的路吧。他好像就那一次跟我说过他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能忍受的人。

　　有一阵网络诗歌特别火，口水诗盛行。我一次参加活动遇到汪国真，他特别想跟我聊诗歌，对我说：“现在诗人怎么了？想把诗歌搞死吗？”当时他已经淡出诗歌界了，但从这句话，我感觉他还一直默默关心着诗歌的生态。他对诗歌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审美坐标。他的审美坐标就是“真善美”，这是绝大多数世人共同的审美坐标。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学和诗歌在专业程度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在“写什么”上要有“真善美”，还要在“怎么写”上达到 “高精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