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有关章学诚的研究，都以“六经皆史”为其标志性学术贡献。然而，众所周知，“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首创。虽然此说与彼说语境不同，内涵不一，但以此作为章学诚的独到思想贡献，似仍值得商榷。其实，细读章学诚丰硕学说，可以发现，其理论重心最后落实在“切人事”的论说上，这才是他最具创见的思想贡献。

　　“六经皆史”的“史”是什么？

　　何谓“六经皆史”？学者见仁见智。章太炎将章学诚的意旨解释为“六经皆史学”，胡适则理解为“六经皆史料”，其他学者对章、胡二位的说法或取一端，或有所综合，但大体认同从经史关系或者史学的角度去理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实际上，章学诚此处所说的“史”，不同于今人所理解的“史学”。在撰著于乾隆五十四年的《史释》篇中，章学诚指出，史乃记事之书。府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等，虽有官役之分、高下之别，目的却都在于“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在章学诚看来，五史所掌之图书、记载、命令等，即“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也”，即为政事档案。孔子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他认为“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以及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由此可见，章学诚心目中的“史”是“掌故”，是关于国家政事的记载。

　　作为掌故之学的“史”，是具有时间属性的。“六经”是三代时期的“先王政典”，是“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易教上》）。但是，三代之后，历史仍在延续，由此决定“经”所言之“道”具有内在限定性。《原道下》有云：“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也就是说“六经”记载的是其成书之前，也就是三代时期的“道”，“皆先王之政典也”。但是“六经”对于后世的“事变”不能对应。因此，还必须“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也即在把握“六经”旨趣的基础上，延续历史的撰写，以探究大道。在章学诚的认识中，史学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由记录先王政典掌故的“六经”构成，另一部分由“六经”后“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的史学著述构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章学诚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报孙渊如书》）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梁启超、胡适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史”理解有误，正是看到章学诚之“史”不同于今人所谓的史料或者对史事进行解读的“史学”。因此，要真正理解章学诚，就必须回到章学诚的思想世界去解读其间真实的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