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日，上海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两名消防员在扑救过程中，受轰燃和热气浪推力影响，从13楼坠落牺牲。起火的1301房间为一处群租房，内部情况较为复杂，住了两户人家共9口人。群租房话题因为这一惨剧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群租房内居住的多是农民工。这些人大多学历低、没有一技之长，主要从事建筑业、搬运业、家政业等这些技术含量较低、体力劳动为主、工资待遇较低的职业。《城市自营劳动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的租房消费人均每月 50- 100 元，多数是几人合租一套房，生活配套设施极为简陋，约有 10%的自营劳动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自来水，71%住房不配卫生间，60%住房不配厨房。此外，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包括周围水、气、声环境较差、绿化情况以及治安状况等往往差强人意。尤其是建筑工人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工棚污水横流、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其环境之恶劣，超出常人想象。

　　媒体报道的蜗居、蚁族、集装箱居住等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农民工群体的居住环境。受文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影响，很多农民工不与当地居民交流，一些都市村庄还形成了“新疆村”、“四川村”、“河南村”等，这些流动人口一方面购买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弱成为弱势群体，另一方面，这些流动人口居住的地方常常成为色情、暴力犯罪发生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几亿的农民工在全国流动，这些流动人口基本上被置于主流的住房分配体制之外。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进城务工人员不能租住公共住房与廉租房，也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只能和城市居民一同购买商品房，而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收入微薄，难以购买到商品房。资料显示，农民工居住的地方主要是集体宿舍、建筑工地、自租住房、工作场所、住亲友家、借住宿舍、车站街头、廉价旅馆、居无定所、自购住房等等。

　　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保障农民工的居住权，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政府做好规划。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应体现和落实国家城镇化发展政策，在实施中，既要注重国家宏观政策的统一性，提出总体政策指引，同时也应尊重不同城市的差异差异性，突出因地制宜，允许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和条件的解决模式。

　　二是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农民工的构成、住房需求和支付能力多种多样，应实行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分类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将进城务工人员纳人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之中，与现有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的供应体系进行衔接。

　　三是破除户籍制度。户籍是限制城乡人口迁徙的主要障碍。要让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应该放开户籍的樊篱，让进城务工人员住房问题的解决与城市居民同步，有条件的地区要先行先试，尽快解决。

　　四是加强对农民工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可以根据有关学校和企业的专业设置、设施设备等培训能力，确定设立各个层面的农民工培训基地。加大资金投入，严格培训质量考核，确保农民工培训的规范性。各村镇对需要培训的对象先具体进行摸底调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及专业分别进行统计，根据培训的层次和类别将其送到各级农民工培训基地培训。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是单纯的住房供给问题，而是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需要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