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话题是如何能够消除不平等，能够让巨大的地区差异、不同层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阶段差异减少，最后实现包容性的增长。那么，谁应该为世界不平等负责？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和这种不平等该如何解决？

　　首先，不平等包括不同的类型。当我们讲到不平等的时候，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收入上的不平等。但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不平等性，比如性别、人权、教育资源、环境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

　　像IMF、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应该更多地去参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但在过去4年里，这方面进展并不大，因为决策权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并没有太多改善。新兴市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长，但是它们的代表性却并没有增加。像中国已经是成熟的新兴经济体，既然有如此之高的经济贡献，就应该得到国际投票权。

　　就此看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饼就那么大。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来避免冲突，其中一个就是让这个饼做得越来越大，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平常心去看待这种竞争，避免形成冲突。

　　解决不平等需要干预，但有时富裕国家不及时行动，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如何才能寻求一个平衡呢？我觉得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方正在达成更多的共识。但是，很多人会问，发达国家怎样帮助中国？是给钱吗？中国不需要钱。那还能有什么其他帮助的方式？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唯一办法就是要推动改革、进行谈判。干预和帮助两者是有差别的，现在中国非常强大，所以应更多考虑干预，因为中国已经不再那么需要帮助和援助了。记得三四十年前我到中国来，当时中国非常需要技术，尽一切努力去引进技术。而今天，中国不仅能够买机器买技术，甚至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中国有超过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我认为中国更愿意自己做各种决定，尽可能不受控于他人。

　　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有些责任应该是发达国家与自己共同承担的，或者应该有更多的共享。能够去分享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不包容的环境下，往往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这时候我想起的是邓小平先生所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允许有一段不平等的时间。来尽可能地释放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活力，让这个地方先富起来，其他地方再去仿效再去学习。或者通过谈判以及通过一些新机构、新机制，比如说像亚投行这样机制的建立，来寻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努力，就很难能够实现这样的结果。

　　(作者是意大利观察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专题论坛“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