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生存的共同地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地缘基础；以蒙古人种为主的人类是中华民族认同的血缘基础；中国不同职业群体和民族沿通道交融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现代民族多源性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基础。因此，中华民族认同是基于共同地域、共同血缘、社会文化交融和现代民族多源性而逐渐生成的，是对祖国是中国、我们是中国人”的认同。

　　关键词：地缘；血缘；社会文化交融；现代民族多源性；中华民族认同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边境口岸志资料收集与整理研究”(17ZDA157)；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项目“中国边境口岸志研究”；

　　在全球化和新时代背景下，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而讨论中华民族认同必然绕不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它是带有政治性质又兼具文化意味的国族，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和海外侨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还有学者直接采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说法。关于中华民族认同，学者们则从不同民族和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构建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中华民族认同符号等角度进行讨论，如马戎认为当前中华民族认同多集中于精英阶层，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相对淡薄；南晓民等人通过对藏族、满族、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考量后认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加深，如缅北华裔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普遍较高。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对稳定国家安全、维系民族关系有着正向的重要作用，如赵海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独立与发展，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大国之林。至于如何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学界的说法则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龙图腾、龙牌、日月潭等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基础，如曹薿丹认为，龙所蕴含的多元一体思想是我们打造民族认同、构建民族国家不可多得的契机；还有学者认为，民俗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和建构。从以上有关中华民族及其认同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地缘、血缘、社会文化交融及现代民族多源性入手，讨论中华民族认同的根基。

　　一、中国人生存的共同地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地缘基础

　　关于此点，本文以中国境内的猿人、智人及现代人遗址的考古及体质人类学资料来说明。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我国境内发现的人类祖先猿人包括云南元谋猿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猿人（距今65－80万年）和北京猿人（距今23－50万年），其遗址分别位于藏彝走廊南端的云南禄丰、长城与丝绸之路交汇地带的陕西蓝田、长城东端的北京周口店，均在中国版图范围内。猿人之后出现的智人如山西丁村人（距今7－9万年）和内蒙古河套人（距今3.7－5万年）则生活在中国的长城中段区域。而现代人文化遗址如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5000年）、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3000年）、三星堆古遗址（距今5000－3000年）和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2100年）等也多集中在长城、藏彝走廊、丝绸之路东段以及三者的交汇地带。

　　此外，位于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西段上也有古代人类生活的遗迹，这里以体质人类学的资料为佐证。如新疆古墓沟遗址（距今约3800年）中发现的人骨被认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古欧洲人类型，与“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新疆洛浦桑普拉古墓地（距今3000年左右）发掘的人类头骨种族类型“与其西的南帕米尔塞克（公元前6－4世纪）和其东的罗布泊的古楼兰居民的主要成分相同”；等等。无论学界关于人类的起源是一元起源说、多元起源说还是多点进化说，以上考古资料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证实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这些人类均生存于四季分明、自然资源易得的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及其交汇地带，这一地带的中心就是黄河中上游流域。

　　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这一点，如拉铁摩尔认为，“典型的中国民族一定是在黄河弯曲地带的黄土地区获得其第一个重要的进步，其原因不是那里的土地最肥沃，而是最容易耕作。黄土上面没有难以砍伐的茂盛森林，其土壤也可以被新石器时代的不健全的社会组织的人类用原始的简陋工具所耕作。这些有利方面比起其他一些不利方面，要更加重要”。由此可知，中国人首先生活在黄河流域，后来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开始向周边扩散，如中国人建立的夏、商、周王朝是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则在黄河长江之间，直到秦汉时期与匈奴沿长城和丝绸之路对峙建立了雄踞南北的中国王朝。可以说，中国人，无论哪个民族，就在王朝管辖的共同地域里生产与产生。关于此点，可从《史记·夏本纪》中得到证明。禹建立夏以后，“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安也，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三百里蛮（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二百里流（流行无城郭常居）”。可见，夏朝时期就已经成文规定绥服三百里为夷，荒服三百里为蛮，这里的蛮夷不是以人为标准而是以距离夏国都的远近而定，说明在夏朝统治者的眼中，夏国子民因距离上的远与近而有夷蛮之分别，因被迁徙到蛮夷之地的人主要是犯罪或反抗夏朝的人，身份上的差别随着距离产生的生态文化上的变化而不断加剧，于是，这些人就逐渐成为蛮夷，而蛮夷与正统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在一个国度中的分别而己，他们共同构成了夏这个国家。因此，共同地域正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生存的领土根基。

　　众所周知，中国的疆域是经过众多王朝的分分合合而逐渐形成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前半期，尽管中国的疆域有统一，但都是局部的统一，如在周、秦、汉、隋、唐等王朝的周边都存在着戎、狄、匈奴和突厥等民族，从中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说，这些民族也是中国人的组成部分，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们均是华夏之后。而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辽金、明等时期则是众多政权活动于中国版图之时。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后半期，元和清两个王朝真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由此使得这两个王朝统辖着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疆域。可见，如果没有中国古代前半期各个合与分的王朝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后半期元和清的大一统。每一次更为强大的统一为更加破碎的分裂奠定基础，同样，每一次四分五裂的版图又逐渐被修复，慢慢地又成就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与拓展中，成就了现在的中国疆域。这个疆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生活的共同地域。这个共同地域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谓，在不同王朝其疆域也总在变化，但在中国人的心中，它始终就是处于东亚、名称为中国的地域。这个共同地域，当我们身在其中生活时，常常忽略它，但当我们走出国门反观自身或其他国家的人询问我们时，我们会脱口而出，自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因此，由陆海空疆域共同构成的中国版图就是我们认同的地缘基础。

　　二、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人类是中华民族认同的血缘基础

　　那么，这些起源于中国不同区域的人类是不是属于同一人种？或在多元人种中，有没有哪种人种占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创作了《龙的传人》这首歌，其中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句歌词是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对于自身人种的深切感受，而“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种体质特征则是蒙古人种特有的体质特征，那么中国古代人的体质特征是不是也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司马迁在《史记·西域列传》中提及的在众多赤发绿瞳中有黑色眼睛者即是汉将军李陵之后的说法就表明汉朝子民是黑眼睛黑头发。周边的戎狄也是如此，《史记·周本纪》记载：“犬戎，槃瓠之种”，其中的槃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盘古。“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为犬戎’”。可见，从源头上来看戎并非异族，而是黄帝后裔，只不过是因犯罪而被罚到边地的黄帝后裔罢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是蒙古人种，研究表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而其中所含的其他人种成分则是匈奴在民族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战争和融合中出现的混血现象。以上研究表明，无论在东部平原区域或北部蒙古高原的中国人均为蒙古人种，而统一与分裂相间的中国古代王朝虽有不同区域的族群之间的融合，但多为蒙古人种内部的融合。此外，今天从北部蒙古高原一直向南到广东省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是黑眼睛、黑色直发、黄色皮肤、个头中等的体质特征也表明我们仍然是以蒙古人种为主的国度。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中国的西北区域还生活着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混合的人种。如秦汉以前帕米尔高原至罗布泊和吐鲁番盆地的范围内就分布着欧罗巴人种的若干亚类型，通过对新疆南疆地区古墓中出土的较多人骨进行鉴定可知，有印度－阿富汗人种、阿尔宾人种、土耳其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等，我国古代将之统称为“塞种”或“塞人”，如《汉书·西域传》曰“塞人势力强大，支属众多，有高尖帽塞人、水边塞人和牧地塞人等”。韩康信教授研究大量头骨后指出，“塞”或“塞种”在公元前8－3世纪生活于阿尔泰山西段至帕米尔高原、七河流域到北疆的广大区域，是与斯基泰人有血缘关系但在民族成份和文化上有区别的游牧民族。苏联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塞人”的种族特征及其地理分布差异，即帕米尔地区出土的“塞人”人骨的体质特征接近东地中海的长颅欧洲人种，天山和哈萨克斯坦出土的“塞人”人骨则表明，其是欧洲人种的特殊安德洛诺沃变种向中亚两河类型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这些“塞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若干亚支，有些还显示出与蒙古人种混合的样式。而随着两汉与匈奴的西进，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其他人种也变为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的混合人种，如颜师古在给《汉书· 西域传》作的注中提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此外，人类学家对乌孙男性和女性各31具头骨的考察也表明，“七河地区乌孙的人类学类型是在当地欧洲人种类型居民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除主要表现明显的欧洲人种特点之外，也存在少量蒙古人种混血；此外，七河地区、天山、阿莱和东哈萨克斯坦乌孙的人类学类型彼此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将早期和晚期乌孙头骨形态特征比较说明，乌孙的体质特点在近800年的时间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既然乌孙是欧罗巴人种，那么与乌孙毗邻的月氏也可能是欧罗巴人种，证据一是从他们在受到来自匈奴的攻击后都选择向西而不是向东撤退的路线上来看，也许西方的相同人种大后方是选择的动因；证据二是张骞和塔恩都认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证据三是月氏西迁后很快征服“大夏”而不愿意与西汉联手对付匈奴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月氏与西方的关系可能更密切一些。韩康信教授通过对甘青河西走廊与新疆南疆的人类头骨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自东向西蒙古人种的比例逐渐减少，说明在汉朝时期，中国的主要人种为蒙古人种，在中国与西方政权的交汇处则存在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混合的人种类型，但从整个汉与匈奴对峙的时期来看，蒙古人种在东亚仍为占主体地位的人种，并且形成了统一的“汉”与“匈奴”的称谓。也就是说，蒙古人种早在汉与匈奴时期就成为了中国的主体人种。

　　虽然，现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种之间的显著区别只是表象，从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来看，人类的心智具有一致性，但由于人类肤色、头发及其他外在的体质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就成为古代人类分类的标准并延续至今。现今蒙古人种仍然集中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的事实表明，蒙古人种自始至终是中国占主体的人种类型，以蒙古人种为主的人类自然就构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血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