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一路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又几乎陷入了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一样的绝境：前面有大批国民党军迅速集结，进行截击；后面有10万国民党军尾追而来，分几路对红军进行夹击。中央红军要想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

　　当时，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过冕宁，经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所以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围追堵截。蒋介石的判断自有其道理，因为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彝民对汉人充满猜忌、敌视，彝族区的小路被视为“畏途”，汉人军队要想通过这一地区很难。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了避开强敌尽早过河，决定走小路。

　　随后，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5月19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准备借道彝民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彝区受阻一波三折 

　　1935年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率领红1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进入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民区。

　　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对官兵进行动员，指出彝民不了解红军，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民的信任，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谁开枪谁就违犯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

　　彝民区山路崎岖，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彝民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将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间或施放冷箭、冷枪袭击。红军只能边行军边砍树架桥，修整道路。

　　进到彝民境内的谷麻子附近时，工作团被一群挥舞着土枪、长矛、弓箭和棍棒的彝民拦住了去路。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前交涉，一个彝民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冯文彬给了他们200块银元，彝民一哄而散。可刚前行不一会儿，又拥上来一批彝民要钱，给了200块银元还不走，而且人越聚越多。

　　跟在主力后面约百米远的工兵连，也遭到彝民堵截。官兵严格遵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结果被抢得精光，只好光着身子原路退回出发地。

　　萧华通过通司耐心地向彝民解说红军的政策，可彝民仍舞刀弄枪不许红军通过。正在混乱之际，几个人骑着骡马急驰而来，通司认出为首的一个彝人是当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萧华向小叶丹的四叔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军不同，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进入彝民区不是打彝胞，而是借路北上。根据彝人重义气的特点，告知刘伯承率领大批人马也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小叶丹的四叔将信将疑，但看到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不同，便喝退了围攻的彝族人群，将红军拜盟要求报告给小叶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