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辉煌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也震撼了世界。因此，通过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通过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点点滴滴来全面理解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多国学界、政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成为美国学界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基本途径。

　　虽然在美国学术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这一学术概念和项目制课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核心性研究，涵盖在诸多类别的中国问题研究之中。比如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政府所接触到的国共双方对各自管辖区的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政策措施；新时代以来中国科技、政治、军事各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学者期望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而研判中国未来的发展政策和趋势，从而为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意见参考。

　　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

　　美国学者在研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问题时，专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美军观察组所得到一手资料进行专门研究。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局部执政的这一过程所取得的治理经验，不仅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后来的全国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美国长期支持的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堕落导致最终彻底丢失了政权。而在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他是这样描绘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情况的，“生活于新的政治制度中的农民大众，破天荒第一次自豪地谈论‘我们的政府’，而不是像以往将政府视为与自己无关或者令人恐怖的东西”。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费正清评价延安是这样的，“那里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

　　同时费正清还提到，“中共在边区和在华北各地发展的解放区政府中，首要的原则是党对干部的思想引导和纪律实施”。而第二条原则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第三是采取有说服力的“三三制”参政议政办法，“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越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自然容易让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成为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的威信受到群众拥护，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一向支持的各种经济生产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中，美国玛丽华盛顿大学的蓝若思也提出，“从土地改革，到农民对党产生热情，到推动党的改革，这些延安时期的经验给了共产党解决任何困难的机会，并且为他们在1949年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各解放区长期而稳定的政权建设，不仅意味着成功地管理了一片地域、发展了地域经济、巩固了局部政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实践，积累了执掌政权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具有地域上、人口数量与结构、经济发展条件单一等方面的局限性，可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养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着局部执政时间的增加与执政面积的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得到不断增长，在日后取得执政权和政权建设的过渡期，乃至全面执政后建设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局部执政的经验积累与能力养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坚实基础。

　　实现有效治国理政的基础

　　随着中美建交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美国学者有了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他们通过实地考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更为深层次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

　　费正清等学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认为，这一切都在于经济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有计划领导下实现的，“特别是有了明确目标的模式，有了官方的规划生产产生强烈使命感的团结，对充分利用在革命胜利中曾发挥主要作用的有纪律的党的组织来说，条件是十分理想的。……中共的各项规划加强了这个有纪律的组织的权威，从而提高了政权运行发展和改造的能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原主任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也认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着上下级党委之间联系的那种领导关系提供了一种全国性的纪律。虽然种种因素——私利、腐败、信息的操纵等等——侵蚀了这种纪律，但总的来说，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

　　在这些美国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强大政治组织纪律性，不仅是赢得政权的有力武器，更是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中国实现国家建设目标，必须有赖于政策制定与执行。而强大的政策执行力的基础，就是执政党自身的政治组织动员与执行能力。在美国学者眼中，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战争年代丰富革命斗争实践所养成的政治组织纪律性，在国家政权建设中有效转换为政治权威与政治动能，极大推进了国家在各方面政策的实施，尤其在经济建设上：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审时度势制定政策并坚决执行，使得国民经济实力快速恢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依靠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有效遏制了经济建设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腐败对经济建设成果的侵蚀。

　　影响世界的中国方案

　　在美国学者眼中，今日之中国的历史性巨变是空前的，对今天世界的影响无比震撼。探寻中国的崛起密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经验与方法，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财富，也将为世界各国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提供可行的方案。

　　2018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在《中国的问题》（The China Questions）一书的前言中说到：“当前，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在一定程度讲也是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并且正在增长的经济体，而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增长，到海事安全，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在《中国的减贫工作教给我们什么》一文中，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学者温奈良这样写道，中国关于减贫工作有三个极其重要的经验供世界学习。第一，中国政府在测算贫困、制定标准、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减贫方法时下了很大功夫，从中得出的数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中国政府的减贫政策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帮助贫困的家庭，根据情况的变化制定出有针对性解决贫困问题的经济发展项目；第三，中国政府在减贫过程中实施福利计划，把避免极度贫困和增加人力资本作为长期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福利项目。上述三个经验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前面临着贫困问题的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

　　从中国这些年取得的国家建设成绩，到中国发展所提供的国家发展建设经验启示可知，美国学者关注中国的焦点并不在中国政府取得成绩本身，而将问题集中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上。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克里在《腐败，反腐败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腐败斗争和纪律监督体制改革、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等多项治理举措并举，意在通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修复，实现党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逐步增强党的政治能力，从而提升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能力，以自身政治建设带动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断完善。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副教授周景浩在《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吗？》一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采取严厉措施查处腐败官员，向外界传递了“不管是谁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处分”的强烈政治信号。该信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打击腐败的坚强决心。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绩效，不仅是美国学者所集中研究中国问题的焦点，而且正在成为了世界多国政党和执政党学习的榜样。从政党这一维度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乃至作为执政党的政党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都对世界多国政党和执政党产生了影响。亦如，“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等这些主张，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的自我认知与时代诉求。

　　诚然，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著述内容并不限于以上列举的内容，自然也有基于自身认识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其所取得的治国理政成绩的曲解。总体而言，美国学者基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与事实的判断，只要是实事求是的判断，我们都能清晰看到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绩的高度认可和积极的客观性评价。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根本性与关键性力量，而这一力量自身的成长、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地域，而是正在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世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正在通过中国国力的释放，逐步影响那些渴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人民与政党，并正在成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所参见。

　　（作者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