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科学研究，政治局势发展、世界格局变化、军事力量较量等话题总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作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教授、记者、编辑和社会科学界活动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将视角聚焦二战以来西方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发展情况，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一书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原著分为一、二编，先后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今日伟大思想》1979年卷和1980年卷。该书的中译本分别由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现为文献信息中心）出版和198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国外社会科学丛书”时再次收入，定名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1982年的中译本中，不到170页的篇幅既涵盖了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成果、方法、问题、学科演变、发展趋势等的简明论述，也有对社会生物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等问题的具体探讨，提出的见解独具特色。对于一些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争论不休的问题，贝尔给予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启发、反思与警示。

　　社会科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处在被重视的地位。在战争年代，军事实力被认为是决定历史走向和成败的重要关键。比如，曼哈顿计划产生了原子弹，科学家的广泛动员产生了战争所需的很多新装置。直到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执政时期，经济学家已经被看作不仅在管理经济方面而且在制定其他社会计划方面能够提出“正确的答案”的人物。那么，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如何被提上日程的？作者在书中提到，社会问题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了社会科学备受重视。这些问题表现为：种族歧视、贫困、家庭破裂、住宅环境恶劣、种族骚动、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等。毫无疑问，有效应对这些异常艰难的问题，一定是需要社会规划的，那么“专家的建议”就变得很迫切。由此，西方社会科学迅速向自然科学看齐，学术方法从早期的定性研究转为定量分析，使“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社会科学便日益成了公众最注意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门类。这个重大变化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阅读这本书，我们会看到在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中充溢着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还有他们发明的计算公式或者数学模型，尽管有些理论是简短的、高度概括的，甚至是过于专业有点难懂，但这都不影响读者对它们重要价值的理解。然而，进入该书第二编的后半部分，贝尔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会让读者感到震惊。

　　关于西方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贝尔写道：本世纪（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世界激进思想已销声匿迹，但随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现了惊人的崛起，其规模之大完全出人意料。对这样的变化，贝尔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个原因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这样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如古巴、越南、柬埔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国，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而另有一批各不相同的国家，如南也门、阿富汗、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则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自封为社会主义国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其关于西方的进化结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级阶段……这些国家以前差不多全都是殖民地农业社会，如今处在年轻的出类拔萃的人物领导之下，他们力图通过国家的指导，从上而下地改造这些社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恰如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半兽人，终于学会了一种语言并且用它来咒骂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辩术，是政治动员的手段。”

　　第二个原因是“六十年代西方工业国反制度反权威的青年运动的蓬勃兴起……当七十年代的工商业不景气似乎预示着西方国家即将面临经济衰退的前景时，这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就转而研究各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以磨炼自己的思想，探索更有条理的社会分析方法。”

　　第三个原因是“五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一批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俄国革命以后年代在马克思著作出版中一直受执政共产党垄断的压制和忽视的许多马克思原著也出版了……被遗忘的二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等人的‘重新发现’，或者还有包括豪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作为新一代继承人的哈贝马斯）等人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崛起，这一切都导致了人们竞相大量出版马克思较早的原著，热烈讨论这些原著的思想，注释评论性的论著大批涌现，纷纷论证马克思的真实想法，或者阐述马克思的著作对当代的适用性。”

　　在分析新马克思主义这部分的结尾处，贝尔引述了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所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中的一段评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影响，决不是它具有科学性质的结果或证明，而几乎完全是由于其预言的、空想的和非理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盲目信念的学说，它相信普天同乐的天堂就在眼前等待着我们。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的一切预言几乎都已证明是错误的，但这并没有动摇信徒们的精神上的信念，即使在它分裂为上千个派别的情况下也莫不如此，因为它是一种并非建立在任何经验前提或假定的‘历史规律’基础上的信念，而只是出于人们对信念的心理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种宗教的作用，它的功效具有一种宗教的性质。但它是一种漫画式的、伪造形式的宗教，因为它把它那世俗末世学充作了宗教神话所不想自封的一种科学体系。”

　　应该说，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战后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参加二战后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活动过程中，贝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左翼运动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认为美国和西欧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即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也已结束。由此，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为预设理论前提来分析后工业社会时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提出了所谓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立说来描述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为了在方法上避免过分单纯和机械，避免单一因果决定论的嫌疑，贝尔提出了关于“中轴原理” 和“中轴结构”的中轴理论。他认为，实际上许多社会思想大师们，如托克维尔、韦伯，还有马克思，都在他们的著作中不自觉的运用了中轴原理。贝尔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无穷的潜力，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将发展成为以后工业的社会结构、信息型的经济、政治的科学和高精度的技术为标志的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和最先进的社会。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决策的基本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贝尔的定义，“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有：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新的科技主导型工业成为核心，新技术精英涌现及社会重新分层。贝尔在1967年还预测了互联网的兴起。他在那时断定：“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联网系统，人们在家中或办公室中登录这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和获取信息服务、购物和消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新教”的“宗教冲动力”，还在于一种“经济冲动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发展时期进入到了巩固时期，但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呈现出了文化领域上的困境，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以及相互敌视，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从韦伯所指认的“新教伦理”中“解放”出来，成为迎合“经济冲动力”的“邪恶”精神。这种“邪恶”精神将资本主义文化以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形式不断地在人的生活中蔓延，以至于最后不仅形诸为虚无主义，而且导致了享乐主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显然，贝尔走的是“观念的历史叙述”的道路，马克思走的是“现实的历史叙述”的道路，两者完全背道而驰。总体来看，丹尼尔·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分析不乏合理之处，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他的最后结论却是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原理的。

　　比照贝尔的论述，资本主义主导的近现代世界却问题多多，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恐怖主义蔓延，一些国家由于种族问题导致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不断，经济发展衰退、社会秩序混乱、难民无家可归。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资本主义潜在危机正在一步步显现，并且日益成为一国、一个地区甚至全球性发展中须臾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里，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军事技术发展同样是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准备，然而军事力量的真正作用是防御而不在于发挥着大规模先导性使用。今天，面临越来越精准化、高科技化、极具摧毁性的武器装备发展背景下，战争的威胁与爆发日益具有超常规模的毁灭性后果。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疑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在每一项发明的具体应用中，就是显而易见的例证之一。而社会科学为解决社会发展中一味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索取而引发的问题而生，发挥着潜在的、长久的精神塑造与实践指引作用，它的巨大能量总会通过不同的体系化建构形式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更会以某种思想的力量在人类诸多形态的制度化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资本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忽视，它曾为推动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在长久的胜利光环照耀之下，持有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人不同意也不愿相信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狭隘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潜在与显性危机，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与制度化实践相抗衡的手段，更不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蕴含着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表达与巨大实践动能，进而他们也不会以大历史的方式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时代轨迹。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阶段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贝尔也在前文有所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是为解决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生，更准确地说它是为“人”的问题而战，绝不是仅仅作为某些国家或者某种不同制度的对抗而战。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想和非理性的，它所指导的社会主义作为更高阶段的社会发展形态，同样需要更长时间的孕育与发展才能成熟乃至定型，否则就不可能表现出完整的理论与实践形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层面曾经出现的种种坎坷和曲折简单地指认为失败，那么，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暴露的种种危机能否逻辑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也在日益走向灭亡？显然，这种对社会主义无条件的判断是相当武断的，不具有历史客观性，也抛弃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要素结构支撑。

　　理论建构总是以问题的产生及其富有时代理据的回答为实践前提的，是为解决问题而服务的，需要在实践中去反复检验，而就事论事、纸上谈兵，终究缺乏说服力。今天，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阔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这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与预见性，但是既有的成就还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更为宏大的实践诉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当惊世界殊”的背后，是经历无数坎坷与挫折的磨砺，是扭转无数困境与危局的跨越。无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无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与发展道路选择过程，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荒谬的；不能客观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不能深刻体察中国实践发展逻辑，形成的肤浅傲慢态度同样是可笑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