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几乎没有哪一本像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对这本书提出了疑问，他们有的怀疑其数据的可靠性，有的认为他只考虑收入差距没有考虑平均收入的提高，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但要予以彻底的驳斥，应该从方法论入手。皮凯蒂的方法是典型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关注“物”与“总量”的均衡，它流行于古典经济学时代，也就是“前”边际革命时代，门格尔在边际革命中已经将它变革为关注“人”、“行动”与“制度”。方法决定结论，从“总量”方法中，很容易导出干预论、冲突论和阶级斗争论，方法的危害比结论本身的危害还大，如不对错误的方法予以驳斥，那么自由市场会随时受到威胁。

　　市场不是总量概念

　　古典经济学的特征是把社会分为“类”，如在“人”方面，有工人、资本家，在要素方面，把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对应地，在价值论上，关注“一类”商品的价值，如劳动的价值，或土地的价值，在“边际革命”中，门格尔已经将古典经济学的“类”转变为“个体”，将“物的总量均衡”转变为“人的行动过程”及这个过程中制度的演化，但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吸收边际革命的这一重要思想，某种程度上延续古典经济学，关注抽象的“市场机制”，或者说“物的总量”的均衡，“行动人”被排除在外，宏观经济学正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方法。

　　“总量”与“阶级”概念息息相关，“类”与某种身份或阶层对应，如“资本”对应于“富人”或“资本家”，“劳动”对应于“穷人”或“工人”，“地租”对应于“地主”等。宏观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人可以同时是资本所有者、工人或地主，个体可以有多种身份，因此，在现实中，明确的“类”的划分是不存在的，并且人的身份总是流动的，穷人会变成富人，富人也可能会变成穷人。

　　宏观经济学家把市场分为不同的“类”。对这些“类”进行分别研究，相当于把市场“肢解”了，没有看到市场是由个体行动所构成的。构成市场的是个体之间的行动，行动之间的互动构成秩序，假如看不到个体的行动以及个体行动之间的互动，而是人为地把市场分为不同的类，对那些类或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那是对市场的不恰当“肢解”，没有看到市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个例子是皮凯蒂把“资本”作为一种同质的“基金”处理，这是古典经济学“资本”思想的延续，没有把资本视为进入行动人计划中的手段，而是“客观的”物的总量。我们知道，进入个体计划中的才是资本，脱离个体的计划谈论资本没有意义。

　　所以，皮凯蒂那本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资本回报率”其实并不存在。只有个体的某项投资，才可以说“资本回报率”，而在皮凯蒂的“资本回报率”概念中没有主语，谁的资本回报率不知道，也许他指的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但社会或国家不是行动的个体，它们是不投资的，也没有回报率可言。不能加总，更没有总量资本的回报率，“资本的回报”或“劳动的回报”这种概念都是建立在对资本或劳动概念的误解之上的，哈耶克说凯恩斯“没有资本理论”，这句话也适用于皮凯蒂。

　　还有，“资本/收入”也是皮凯蒂常用的概念，但把它用于个体可以，用于社会同样是不适合的，因为那样的话，是把“社会”作为一个“个体”来处理了。

　　“生产”是个体行动（合作）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的结果。皮凯蒂大量使用“收入”、“资本的所得”这样的概念，好像它们是个体行动之外的某个主体“自动地”产生的，但显然，这不是事实。

　　“不平等”是价格机制之所需

　　除非取消价格机制的作用，否则皮凯蒂所说的（结果）不平等就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一个人的收入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企业家才能”与资产的“价格”的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必须让这种价格信号体现出来。人的才能的“价格”其实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收入、财产，还有著作、声誉和组织等等，如星云法师的“价格”可能主要在后面这些方面，仅仅关注收入与财产是狭隘的。

　　考虑到人的才能的多样化所表现出来的价格的“多样化”，我们会发现，不仅“收入差距”是不平等的，其他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如星云法师的声誉与其他法师的声誉，不平等是“常态”，皮凯蒂只考虑了收入差距这一维度上的比较，显得片面。既然不平等是必然，不同人的才能之间无法比较，这也让人怀疑“收入平等”这一研究本身是否有价值，因为重要的问题显然不是是否平等，而是如何让每个人发挥他的才能。

　　“知识分子不理解不平等在指引我们这个系统中的作用”（哈耶克语），平等与市场是不相容的。“平等主义”意味着消除价格，消除价格就意味着消除市场，让市场发挥作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多大的差距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无论是谁，都受益于市场的合作，市场的合作并不依赖于我们意识到的共同目标，而依赖于我们遵循抽象的规则，它不仅与任何人的目标都无关，而且协调不同的目标，使每个人的目标都有可能借助于他人的目标而达成。

　　我们每个人都从“市场”这一合作秩序中获益，在这一秩序中，我们不断地服务于我们没有相关信息的人的目的，服务于我们并不熟悉的人的需求，从那些并不有意帮助我们，只是遵循了抽象规则的他人中获益（哈耶克语）。秩序是每个人的财富之母，知识、资本和财富都存在于秩序中，知识、财富、资本不可分，三位一体。从“秩序”的角度看，不同“类”之间的“收入平等”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应该关心的是“秩序”，而不是把秩序“肢解”成“类”，考察财富在“类”之间的分配。

　　“资本所得”越多，意味着为大众提供的“服务”越多

　　在皮凯蒂看来，相对于其他所有人，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不断变得更富，财富往往趋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的集中比经济增长更快，也就是他所说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他的结论是占有资本的人“占了便宜”，因此他的结论是“要提高资本税”。皮凯蒂的这一观点没有看到资本所得的正当性，更没有看到资本所得越多，为大众提供的服务越多。

　　资本的所得包括利息和利润，这两种所得都是正当的。利息源于时间偏好，是资本所有者放弃消费所得到的回报，而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回报，利润有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人的企业家才能不同，利润回报当然不同。

　　皮凯蒂批评资本积累所“带来的不公平”，但事实上，从资本积累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普通大众。资本所有者得到越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而这些财富大多为普通民众所分享。“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要素中的私有产权具有社会功能。”（米塞斯语），所谓的“社会功能”，是指虽然资本的所有权在资本家（企业家）手中，但资本家拿它来服务社会，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相当于大众把财产委托给资本家经营，如资本家经营不好，大众就会收回，转交给更有能力的资本家，这意味着资本家只是名义上拥有财产权，财产权的真正控制权是在大众手中，而皮凯蒂不理解这一“资本主义新的市场规则”。

　　在皮凯蒂的方法中，资本和劳动是“冲突的”，“零和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对资本的吸引能力等也都会让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皮凯蒂语）。然而，资本与劳动是合作的，不仅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合作的，如资本家同时也是劳动者，劳动者同时也拥有资本，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是合作的，把它分开就毫无意义。

　　数据应基于可靠的理论

　　皮凯蒂的“发现”建立在大量数据的计算基础之上，但对于数据，哈耶克早就告诉人们，对经济学来说，重要的数据是主观的、分散的，不是明晰的、以集中的方式为经济学家所得，数据也不可能是“给定的”，比如我们怎么有可能获得有关“资本总量”的数据呢？要统计资本的总量，就必须知道某个时刻有多少资本进入企业家的计划，以及企业家对这些资本的评价，这显然不可能为经济学家所知。即便承认资本总量可以计算，当经济学家计算资本总量的时候，企业家的计划可能早就变了，原先的“统计”已经失去意义，所以资本数据不可能是给定的。

　　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数据，但数据的使用必须以可靠的理论为基础，皮凯蒂大量使用数据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的理论（方法论）不靠谱，如前面已经概括的，他的方法论是延续古典经济学的“物的总量”的方法，而不是边际革命之后那种以个体的行动人思想为基础的“秩序”方法。他对市场的误解不可谓不深。理论决定数据，数据背后都是理论，任何数据的选择，都基于选择它的理论，假如理论错了，数据是不可能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的。

　　经济学不是统计学，不是会计学，经济思想优先于经济计算，经济学家首先要有对理论与现象本质的理解，获得思想洞见，才可以使用数据，数据是第二位的。真正重要的数据也只会展现在那些获得洞见的经济家面前，也就是说，数据的发现离不开寻找他的人的洞见，一个对经济现象没有思考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数据对他是有用的，即使所有数据都摆在他面前，他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