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方法论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而这对于中国自身经济学发展方向及其方法论的形成、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因此，我们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出发，运用交叉科学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对新古典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中国化延伸和扩展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经济学方法论形成问题的共性和特性出发，证明中国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也不应以新古典为蓝本。这不仅是方法论研究的宗旨使然，也是中国发展真正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理论的任务使然。

　　一、基于交叉科学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新古典方法论主要问题

　　（一）方法论上的双重标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一直围绕着归纳无法产生终极真理，因而无法保证演绎的可靠性而争论不休。其实，社会科学无需某种终极真理作为社会现象、行为、关系、规律的研究基础。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有所阐述，而且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相对主义也不乏分析。无论是西方人类学相对主义（主要从方法论出发）还是哲学相对主义（主要从思想观出发），无论是二者基础上产生的实证性相对主义还是规范性相对主义，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还是后结构主义的相对论，都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指出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本质（即不能把经济学作为封闭系统中的纯粹经济学来研究）。然而，新古典认为，约定主义之下的假设演绎模型，由于有了在理性主义规范下产生的经验型知识作为有条件的演绎证明的基础，所以是最为可靠的。但恰恰这里表现了新古典方法论的双重标准问题。当新古典提出有条件的演绎证明时，它在使用相对论，即有条件相对无条件，用假设假定进行条件限制，可在这种相对条件下的研究结论、构建的理论、使用的方法却被认为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实际上，这种简单、狭隘、纯粹、封闭、孤立、割裂的约定主义，正是通过宣称为了避免无限回归而成功地把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德国历史学派和其他一切不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论都排除在外了。科学的怀疑主义是当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属性之一。实际上，新古典者自己认为用约定主义代替归纳主义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无可厚非，认为假定演绎模型（加上新古典计量方法）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模式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因此就对其他经济学流派加以否定和排斥，就使其带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所以，约定主义看似是对归纳主义问题的一个解决，实际上是在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终极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