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生产”与“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社会运行思想，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但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运行说所做的诠释中，却忽视了“生产理论”与“生活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结作用，从而导致了以“生产方式”代替“生活方式”的理论误读与偏颇。“生产”与“生活”辩证互动的情形，可以表述为“生产的生活”和“生活的生产”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和状态。对二者进行打通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世界”，同时还有助于在“生活世界”和“生产世界”中全面地贯彻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从而在根本上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资源重组与创新的进程。

　　关 键 词：生产；生活；和谐互动；制约机制；社会运行

　　作者简介：唐魁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解保军，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教授。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律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生活史”和“生产史”是相伴而行的一个既相对独立，同时又和谐互动的辩证运动过程。马克思关于“生活”与“生产”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典型的、有待于重新“发现”和“解释”的论域。而且，在“生产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生产的生活”和“生活的生产”等命题作出新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生产”与“生活”互动的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乃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阐释之上的。要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生活”与“生产”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不能不从社会存在论入手。同时，这也是我们把握马克思“全面生活理论”的本质的理论起点。长期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读马克思社会存在论时都很乐于引述如下一段经典文字：“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不难看出，上面这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话，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理论无疑起到了“解锁”或是“知识考古学”的作用。然而，正如王雅林所说：“迄今为止，人们根据这段话在概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理论体系时却忽略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这一理论预设，从而没有给作为人类的主要活动的‘生活’一个应该有的位置”②。

　　诚然，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存在论”或“生存论”的范畴，都可以有条件地在“存在论”或“生存论”的语境之下来进行深度描述、讨论和解释。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巴门尼德、康德到海德格尔，都对人的存在问题作了大量的反思工作，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存在论知识。当然，也有一些近代哲学家，如《存在与虚无》的作者萨特和《生存哲学》的作者雅斯贝尔斯等，却从他们主观或虚无存在论出发将人类的生存问题引向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非实存”的领域。比如，在《生存哲学》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就曾经指出：“生存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它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予我们的实存，已被赠予以作为实现我们的本原的基地”③。在他那里，所谓存在就是“内在的存在”。应该说明的是，上述存在论哲学论点如果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都存在着观念论和虚无主义的人学色彩。那么，应该怎样来建构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基础上的生活观呢？王福民认为：“从本体论层面上看，立足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活动，探究生活主体的本质是支撑马克思哲学生活观的一个理论支点”④。

　　为什么马克思要选择现实人的社会生活为社会存在观的逻辑起点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生活不仅是一种感性的事实，而且是一种感性的活动，更是一种变动开放的社会关系状态。他的经典表述是：“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⑤。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通过一定的途径最终实现了由“个体和类的关系”向人与社会关系的转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境域中，人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他们首先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结果。而“现实的人”的“本真性”还在于他们除了历史性地生存之外还要社会化地存在，即人类生活无不实存于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关系中。在此，马克思的“历史本质性”和他以社会关系总和以及人的异化观为基础的社会本体论之间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指出：黑格尔“没有使人们自我认识到，人的生活本身，无论是类生活还是个人生活，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最终不可逆的过程，即历史的过程”，“只有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每一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历史，才获得了客观上越来越符合现实性的意义”⑦。由此可见，只有依靠马克思的本体论的方法，我们才能在总体上将人的“生活”与“生产”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理清和看透，从而为人的个体和类的存在找到最适当的位置。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等生存论代表人物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存论在生产与生活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或对立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分歧表现在对生产与生活二者关系的认识方法上。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关系问题上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立场的，认为二者之间是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关系的。一方面，生产决定生活，没有生产，就没有人的自由和按着“美的规律”的创造，全面的生产创造了全面的生活；另一方面，生活是生产的目的与现实条件，没有生活，生产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意义。然而，生存论却往往不把生产与生活置于自己的理论视阈中。即使不是割裂，至少也是孤立地看待它们。比如，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勒维纳斯的《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就找不到他们对生产与生活方面的论述。在他们那里，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而存在者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似乎并不重要。这也难怪，他们与马克思比起来通常只是纯粹哲学家的背景而没有经济学家的眼界。

　　第二个分歧表现在是实践还是抽象的认识论观点上。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全部社会生产还是社会生活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生活的生产”和“生产的生活”都是“人类实践”的结果。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就不能揭示生产与生活的本质。相比之下，生存论哲学家在对待生活和生产时要么将二者混淆为“存在”要么就是将其视为彼此对立、抽象的语言学意义上的东西。因此，是否坚持实践论的观点仍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的最根本对立。

　　第三个分歧表现在是社会性的还是人性论的认识论观点上。历史唯物主义在处理生产与生活关系问题时一向是持社会性观点的。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一书中指出：“正如马克思多少有点晦涩地提出的，我们把我们的类生活用作个人生活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具有社会的类本质，我们追求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甚至会没有可能。然而，我们却完全无视我们生活中这一社会性的方面。我们很少考虑谁将使用我们制造的东西这一问题，对我们购买的东西是如何得以存在的这一问题想的更少。除了我们直接关系消费的决定以外，我们对一切都视而不见”。⑧而生存论者在此问题上不是对“社会性”视而不见，便是以抽象的人性论取而代之的。比如，法国生存论哲学家勒维纳斯就说过，存在(包括生产与生活)并不是和世界的关系，它先于存在。在世界，社会性只意味着交往或共通。⑨

　　不过，这里生存论者与现象学家们所说的“社会性”充其量不过是人性的“交往属性”。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生产与生活关系问题上强调的“阶级性”和“异化生活”以及交往与生产力等的意识形态特质毕竟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的“生产的生活”思想中包含了“自然界的生活”和历史性的社会化因素。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生存论哲学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是以辩证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为基础的，而后者的认识困境在于抽象地割裂了生产与生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