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康德和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思考都从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人是什么及其应该是什么？这一命题以“人的使命”的形式出现在康德的体系之中，而以“人的解放”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早期的著述之中。在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论目的是一致的，它们最终都指向人的自由在经验和历史中的彻底实现。但二者在对人的自由的内涵及其在经验层面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的理解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一分歧也造成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最根本的对立，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历史形态的预测的差异：永久和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歧最终根源于对人的自由及其现实可能性的不同理解。

　　关 键 词：自由/人的本质/人的使命/人的解放/历史目的论

　　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研究大都聚焦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而极少触及马克思与康德的关系。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来看，其的确极少与康德的思想发生直接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与康德哲学的这种相对隔绝的局面一直到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的兴起才被打破。在“回到康德”的口号之下，新康德主义中的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柯恩(Hermann Cohen)、纳托普(Paul Natorp)等人力图调和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疏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①即便如此，同为马堡学派代表人物的佛兰德(Karl Vorlnder)仍然断言：康德和马克思“不仅理所当然地在人身方面没有任何交往，而且就其哲学自身而言也没有多少交集”②。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工作是对两种哲学思潮的创新性的融合，而非在康德和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中找到了某种一致性。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康德和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在其思想的成长阶段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由康德本人所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之中，而且两人尤其是在实践哲学的范围内所处理的主题有着很大的重叠性，这就构成了比较的基础。

　　不管是在康德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哲学都具有相对于单纯的理论哲学命题的优先性。而一切实践哲学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回溯到对人的本质规定及对人的此在目的的追问，因此对两者的比较便可以从双方对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开始：人是什么及其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以“人的使命”的形式出现在康德的体系之中，而以“人的解放”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的思考之中。鉴于马克思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思考和著述过程中的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由此所引发的阐释上的争议，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基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1844年手稿》)中所采取的哲学人类学的立场。③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正是对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康德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分野，并由此造成了二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历史形态的理解的巨大差别。因此，本文将首先分别分析康德对人的使命和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论述，由此我们将可以看到，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论目的是一致的，最终都指向人的自由在经验和历史中的彻底实现，但二者在对人的自由的内涵及其在经验层面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的理解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一分歧也构成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最根本的对立，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历史形态的预测的差异：永久和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歧最终根源于对人的自由及其现实可能性的不同理解。

　　一、康德论人的使命

　　对人的使命的明确追问在哲学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和斯托亚学派。这一问题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主要是受斯帕丁(John Joachim Spading)的《关于人的使命的考察》的影响——重新成为了哲学探讨的中心议题，甚至可以被视为德国晚期启蒙的标志。④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如此定义哲学：“哲学是与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相关的一切知识的科学。”(Kant，3：B867)⑤这一定义业已表明人的使命的问题始终居于康德哲学的中心，如布兰特(Reinhard Brandt)所言，它是“康德哲学的指挥中心”⑥。康德数次将哲学的任务归纳为四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Kant，7：399；9：25；11：429；28：533-534)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是理论哲学，第二个是道德哲学，第三个是宗教哲学，第四个是人类学。前三个哲学任务的解答必须基于对最后一个问题的解答之上，正如康德在《逻辑学》中所言：“在根本上人们可以将所有这些任务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与最后一个相联系。”(Kant，9：25)就此而言，一切哲学问题最终都可以回溯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人是什么？康德对此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人是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人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者处于经验的必然性之中，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又能从自身之中开启一个因果序列，为自身立法。不管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的双重品格的论述还是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对道德法则的命令形式的论证，都以人的这一二元的本质规定为出发点。但如果说在康德那里，狭义的哲学人类学所解决的是“人是什么”这样静态的定义问题的话，那么其余的哲学学科最终要解决的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人的目的使命的追问：“人的使命是什么以及人应该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知识也不具有自在的价值，知识不再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以其自身为目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指出，即使是数学和逻辑学也并不具有自在的价值，而须服务于更高的目的，即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而在这些根本目的之中，终极的目的无非是“人的整个使命”，或更确切地说，人的实践的-道德的使命，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哲学正是关于人的使命的哲学。(Kant，3：B868)这样的一种观点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批判时期，在《论优美和崇高感》中，康德就曾断言：“人的最大的事务就是去知晓他自己在造物之中的位格，并正确地理解人之为人所应该是的样子。”(Kant，20：41)这表明，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一直具有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