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女,浙江温岭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上海210009内容提要: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上既相似又不同。以此为导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21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学界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下,通过更为拓展和深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更为客观理性的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观点和方法。更为明显的是21世纪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对于苏联解体、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历程、斯大林哲学、列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都力图置于历史与当下国际视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斯哲学;中国;哲学研究;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指导思想;强调;俄罗斯社会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郑忆石(1954- ),女,浙江温岭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上海 210009
内容提要: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上既相似又不同。在指导思想上,两者虽然在间接承认与直接主张上,具有相似性,但却有“无核心”与“有核心”,以及不同核心内涵之别。在理论功能上,两者虽然都强调理论直面现实及其干预现实的价值,但却有“实用主义”与“学理与应用相结合”之差。在价值取向上,两者虽然都在传承传统与对外吸取之间寻求张力,但却有“极端”与“适度”之异。两者的相似与相异是各自社会现实的反映。
关 键 词:俄罗斯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思想/理论功能/价值取向
一、指导思想:需要与否的同与异
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是否需要核心价值指导的问题上,可谓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点。
21世纪俄罗斯哲学,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继续秉承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理念,坚持哲学研究无需任何统一的、确定的指导思想。然而,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公开否认理论指导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不同,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相对宽容。即它不仅不再断然拒斥这一问题,而且通过反思由思想界对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信仰虚无主义的泛滥,通过反思哲学在由一元走向多元后,而最终导致整个理论地位的沦落,而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暧昧之态。不仅如此,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还通过适应社会的需要①和响应俄罗斯当局对“国家观念”的强调②,在研究中,通过对“新俄罗斯思想”、“新欧亚主义”、宗教哲学的深入研究;通过再版斯大林哲学、列宁哲学著作;通过莫衷一是的斯大林哲学、列宁哲学的重新评价;通过研究整个20世纪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多元研究和评价;通过各种应用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全球学、人类学的重视,而或多或少地贯穿着一种以“国家观念”为核心的指导意识,即为“强国梦”找寻思想资源和理论路径。因此,尽管俄罗斯哲学无意在理论研究中受制于任何“思想指导”,但又在无形中受制于“国家观念”,而间接承认了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存在价值。
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发展,社会思潮、主体利益、价值选择的越来越多元化,其研究较之20世纪90年代,开放度更大,问题意识更强,研究领域更宽,研究范式更为多样。然而,坚持“国家意识”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地位的基本立场,从学界的主流③看,却从未动摇并始终如一。
针对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指导”有违学术研究的自由、多样的指责,学者们明辨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与学术研究“多元”的关系,指出在中国,由于在夺取政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批判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巩固政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发挥着引导和维护政治运作的功能,导致我们的“国家意识”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和基本套路。但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其局限和矛盾日益凸显:市场经济发展、资本无形而巨大的渗透力,在催生利益分化、阶层分殊、价值多元的同时,也对既往形成的“国家意识”的长期集中管控,形成了强烈冲击,在致其松动中甚至有着超越“国家意识”的社会塑造力,“以政府(政党)、市场(各类主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等)为三角的内在对话关系正在形成中,因此代表不同利益立场的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涌现,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1]。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不能抹杀和否定任何社会总有一种处于指导或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既是社会意识形态活动的规律,也是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多元、多变的社会思想、思潮的活跃,更加证明了以“一元”的国家意识进行引导的必要性。这样,兼具学理性与政治性于一体的“国家意识”研究,一方面要为维持理论的统一权威,而“在相当程度上不允许分歧和多种声音的存在”[2](P75),另一方面又“虽然有着统一的根和源,在发展中却必然会长出不同的分支,会存在一些异质性甚至冲突性的东西”[2](P74)。“政治稳定需要统一”,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改变过去由政治权威规定的所谓“一元指导”的同时,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学术研究,推动学术研究自觉地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服务,将更助于理论功能和价值的体现;“理论发展需要多样”,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引导不仅不会使学术研究失去自由,相反,却有利于在基本理论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在开放、包容、多样的研究方式中,将更利于理论创新的推进。因此,坚持“国家意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是统一而不是矛盾的。
基于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主流社会政治运动被边缘化,但仍然属于全球范围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比肩的三大社会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旺盛表现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哲学史研究还是基本理论研究,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品格,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反思批判性,没有回避而是力图揭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现实性,没有逃离而是努力寻求哲学走入生活解决现实问题之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厚重的人文关怀性,没有隔绝而是始终将现实的人视为哲学研究的重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性,不是以狂热或幻想判断事物,而是基于客观冷静的分析做出判断。正因此,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得以坚信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它将为人们观察、思考、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思考的出发点和底线,提供有效的观点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