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南湜(1953- )，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早晚期思想间存在着重大差别，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对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颠倒或翻转所导致的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这一张力的解决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看乃是根源于近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近代科学意识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具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其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面对人本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近代科学所造成的形而上学危机的基础上，从逻辑上说，有三条哲学道路或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可称之为唯意志论方案，第二种方案则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行，第三种方案就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辩证法的道路，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辩证神正论或神义论。但无论是从近代科学革命还是从基督教神学所内在蕴含的张力来看，导向现代性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黑格尔哲学之困境，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表现为两次颠倒或翻转，一次是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那样的无限主体或绝对主体向人或现实的个人这样的有限主体的翻转，另一次则是从人出发的“人本主义”向从“自然规律”出发的“科学逻辑”的翻转。我们可以从基于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立场和基于旁观者眼光的理论哲学立场两种视角对比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两次翻转之间的关系。旁观者的理论哲学方式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般进路；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方式则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哲学进路。我们不可能基于单一的行动者视角或旁观者视角，将马克思哲学构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要想保全马克思哲学的双重视角，就必须放弃单一视角的逻辑一贯性。而只满足于一种将旁观者的理论视角向行动者的实践视角“归结”。满足于在两个视角之间的层次性跃迁，即一种类似于数学中以切断自我指涉的方式解决集合论悖论的“类型论”或“分层语言”的情况，而不是导致逻辑悖论或逻辑矛盾的“还原”。通过这种“归结”，我们所达到的决非一个单一出发点的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共同体”，而仍是一种内含双层原则的理论“联合体”。

　　关 键 词：马克思哲学/基于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基于旁观者眼光的理论哲学/近代科学/基督教神学

　　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是马克思持续一生的活动中轴，但作为批判之武器的思想或理论范式却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有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则事实上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阐释的不同范式或路径。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或一般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法国的重农学派)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像传统的说法那样，将这一影响仅仅限制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还是将之扩展到对于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问题事实上也深刻地涉及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如果按照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块分割，《资本论》便只属于政治经济学，则谈论《资本论》的哲学就不是一个正当的话题。进而，如果将经济学研究扩展到对于哲学观念的影响，则如何将这种影响与前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整合起来，则是关键的关键之所在。这当中涉及马克思对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颠倒或翻转所导致的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这一张力的解决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和后续推进，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便是试图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的理解所做出的推进。为此，本文拟首先概述他们所做工作的核心观念；然后将他们的工作中所提出的问题放置到西方科学思想的近代转型以及宗教神学思想的内在张力背景下，进行某些辨析；最后则试图表明马克思思想中由于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翻转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双重理论视角，并对如何理解这双重视角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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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惯常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被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也有三个方面，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便只是对于三种来源的改造，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改造，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于法国社会主义的改造。既然三个组成部分一一对应于三个来源，其间并无交叉之处，因而结论便自然只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创立其哲学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或者，退一步说，至多也只是影响到马克思关于经济生活对于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首要性的重视，而别无其他。而这样一来，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即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也就被消解于无形之中，无从谈起了。当然，真正的问题是不会被真的消除的，而是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且从马克思哲学阐释史谈起。

　　按照上述理解会立即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改造而可能形成的哲学与自第二国际以来人们实际上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马克思的哲学既然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那么，由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都是一种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哲学，即便是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只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主体置换成了感性的人主体，即通常所谓“人本主义”，因而仍然是从主体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因此，马克思的这种改造的结果便只能是一种强调人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哲学，而不可能是一种千方百计地抹杀人的能动性的哲学。但实际上自第二国际以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一种类似于法国唯物主义那样的哲学，所不同的只是将对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解释推广到了历史领域而已。如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这样一种哲学，那么与其说它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还不如说是对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非批判继承。然而，悖谬的是，法国唯物主义式的这种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似乎又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支持，因而也就有了某种权威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他的研究方法时明确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显然，马克思早期哲学中强调主体能动性的人本主义与这里所表达出来的经济决定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立场上的反差。然而长期以来，对于上述巨大反差，人们尽管也会存有疑惑，但多以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理解为以法国唯物主义改造德国古典哲学而告终。但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毕竟使人们难以释怀。尽管可能以某种方式将这种反差所形成的“空无”填补起来，但它却不会全然消失，而是会表现为某种“征兆”或“症候”，暗示着某种“病灶”的存在。事实上，列宁晚年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他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的论断[2]、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都表明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了这一“征兆”所意味的东西，并试图加以解决。然而，如果只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转向某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方式，那并未解决问题，而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将传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和三种来源一一对应地接受了下来。在这种方式中，马克思对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于其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就仍然是不相干的了。这样，“症候”就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