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中国人得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1899年通过《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得知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则是在1902年通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宣传，最初是国民党人。他们除了孙中山外，还有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最初传播

　　作者简介：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作为19世纪西欧思想文化的伟大成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各国社会主义者实践行动的伟大思想体系，由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并用德、英、法等文字写成。马克思主义学说自19世纪40年代诞生后，不仅有众多的追随者，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诞生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种追随只发生在西欧、俄国及北美等地，与东方的中国似乎不相干。这一方面由于地缘阻隔，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另一方面则由于语言障碍：属印欧语系的德、英、法等语言文字和属汉藏语系的汉语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各自的语言符号和表达形式殊异，各自语言文字中所包涵的意义若要达到相互交流和相互贯通，需要经过精心的翻译和理解。

　　从19世纪上叶开始，随着欧洲一些国家随着机器生产的采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世界开始了全球化的最初进程，这使地球上各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但这种全球化是以服从资本的统治和殖民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也使得各国间的信息流通大大加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球殖民的时代，东方的中国被动地溶入了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这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家，其传统的小生产农业的经济结构和皇权家族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开始遭到破坏，其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打破。

　　确实是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低廉价格的商品来开辟中国的市场、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时，中华民族所能经历的便是一个从仇视到屈服，从抗争到从属，从排外到师夷的过程。当时，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尤其是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朝野震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得到伸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有知识的朝臣疆吏开始睁眼看世界——主要是看西方世界。

　　1868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朝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先后共译书160种，所引进翻译的大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应用技术)和社会科学新书，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更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文化也被介绍过来了。1873年，江南制造局开始编译《西国近事汇编》，它汇集了从1873至1899年的西方各国大事。正是在《西国近事汇编》上，中国人最早知道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该刊的编者把它意译和概括为“欧罗巴大同之义”、“贫富适均”和“创为贫富均财之说”。这个刊物上也最早使用“康密尼党”、“康密尼人”来音译“共产主义者”。

　　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开始以出国考察的方式了解世界，这种考察也多多少少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例如，1871年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受清廷派遣率员赴法国，为1870年6月发生天津教案一事赔礼道歉。崇厚使法期间，正值巴黎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并建立巴黎公社，他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日记中。

　　一

　　中国人所知道的“欧罗巴大同之义”、“康密尼党”、“康密尼人”、“平会”等，是西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在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及其他一些被贫苦民众一开始就进行了反抗。伴随着这些反抗运动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在这些思想中，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也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并对西欧一些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当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时，尚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即使是民间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例如，也正是1871年3月法国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并建立巴黎公社的时候，在法旅游的王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思想家)与另一位擅长外语的张宗良合作，即翻译、撰写了这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一组报导，将它们寄到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发表。可是，王韬与张宗良虽然合作报道这一伟大的工人运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像是在讲述发生在遥远西方世界的一个现实故事，也不会把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书籍，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它译自英国人克卡朴著的《社会主义史》。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其渠道是上海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是继《西国近事汇编》之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另一扇窗口，它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时，把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也介绍进来了。1899年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将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译为《大同学》，其第1、2章在1899年2、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123期发表，其第8章在1899年5月出版的《大同学》一书发表。在《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第1章“今世景象”中，作者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该章接着援引马克思的话并加以发挥：“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人其手，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①于是，马克思这位“安民新学者”的名字便进入了中国的报刊，进入了中国人的眼帘。1899年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一书，其第8章“今世养民策”再次介绍了马克思及恩格斯，并将其国别作了更正：“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②自此，中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万国公报》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作为新闻人物而已。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开始有了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出路有关。中国的“戊戌变法”遭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扼杀而失败后，与变法有牵连的梁启超等人逃到了东邻日本。这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日本知识界和劳动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比中国也早了许多。早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开始在日本的书刊中出现。1878年6月，日本学者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将Socialism一词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继之被人延用。1901年，日本学者有贺长雄在《近世政治史》论及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时，在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中这样写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所谓统筹全局，百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代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③有贺长雄在该书中还称：“社会党本分麦克司及拉司来(即马克思和拉萨尔)二派，后合为一。”④同时，有贺长雄还在书中使用了“共产党”一词。⑤

　　日本学者对社会主义有关宣传和介绍的著作，很快传到了中国。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从经济、政治、道德、教育、社会团体、妇女、宗教以及理想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但日本学者用汉字意译的“社会主义”一词在中文书刊中使用开来，其首功在中国著名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因为梁启超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8期发表《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论述进化论时提到了马克思。梁启超认为，日耳曼人“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⑥并引述了马克思嘲讽斯宾塞借生物学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的一段话。不过，梁启超虽然认为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为当时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之一，但更推崇颉德的学说。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上又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他在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櫽栝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⑦梁启超在引述马克思以及拉萨尔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的话后，进而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等人的“此等言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⑧这里，梁启超与当时中国许多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一样，也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均田减赋的主张混为一谈，在理念上把社会主义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这里，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外来物，而与中国社会有了实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