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重视文本研究是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的“文本资源群”进行必要的细化分类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研究的毛泽东本人所写的“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并借鉴文本学的相关理论范式，可以将其细分为“正式文本”、“生成性文本”与“拟文本”三大类；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的著作、回忆录等“二手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有实现上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并在研究中更加自觉、规范地将“多元文本”有所区别、有所选择，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

　　关 键 词：毛泽东研究；文本分类；直入性文本；旁引性文本；互文性；多元文本

　　作者简介：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本是作者思想得以呈现的客观载体，也是后世解释者得以言说的现实依据，无论这种言说是以“照着说”还是以“接着说”的形式进行。可以说，任何思想研究的基始性工作就是大量占有事实——文本，做到“言之有据”。因而，文本研究在任何思想研究中都居于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对毛泽东研究而言，亦是如此。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加以研究的毛泽东本人“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可以将其细分为“正式文本”、“生成性文本”与“拟文本”；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以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回忆录等“二手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重要参考。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文本具有的“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征，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有选择、有区别地对待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资源群”并实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这样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

　　一、“直入性文本”的复杂性与细化分类

　　所谓的“直入性文本”，是指直接入手就可研究的毛泽东本人的“一手文献”，尽管从解释学的意义上来说，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可以直接“上手”的文本。这里之所以说可以直接入手，只不过是为了对文本进行界划之方便而采取的策略。“直入性文本”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彰显的直接文本载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客观表达形式。毫无疑问，由于“直入性文本”的作者是毛泽东本人，因而“直入性文本”是最为接近毛泽东思想真实状态的文献。如果说重视文本研究是毛泽东研究中的基始性工作，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直入性文本”的研究构成了文本研究的核心。

　　然而，与一般理论家较为单一的文本著作状态不同的是，作为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资源群”呈现出异常丰富与复杂的图景。正如阿兰·巴丢在谈及列宁时所指出的，列宁“始终喜欢事件，而不专门从事学说或理论”，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毛泽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学说和理论载体独具一格。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著作被收集整理后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形式出版发行，这些文稿中的大部分是政论性文章、读书批注、日志和课堂笔记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本。再以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为例，正式刊发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如《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将毛泽东阅读某一著作、某一具体内容时所留下的批注或旁批与此段内容一同刊发；然而，这些内容是经后人加工整理，在刊发时仅选取了与批注紧密相关的内容，而对批注内容之前的文字并未摘录。真实情况是，这些内容也是反映毛泽东真实思想情景的重要部分，它们与批注内容具有前后相承关系。这种人为的编排方式可能会割裂或肢解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构架，无法真实而准确地展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情境。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综合性把握固然需要借助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等显性证据，但同样不能忽视那些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用“……”加以表示的毛泽东的阅读内容，这些内容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参考意义。正因为毛泽东研究中的“直入性文本”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特性，因而必须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分类，这样不仅有利于深入推进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利于文本研究的专业化、细致化和规范化。参考张一兵教授文本学研究的成果①，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研究中的“直入性文本”细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具有完整理论形态与话语结构的文本，主要包括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撰写完的完整性论著，即“正式文本”，这是已形成的思想和理论之形式化表达的产物，是毛泽东研究中主要的文本资源，在“文本资源群”中居于主导性地位。此类文本不仅包括毛泽东的各类著作，如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以《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为代表的军事、政治类著作；而且还包括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各类政论性文章。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对前者关注较多，对各类政论性文章则关注较少。政论性文章是毛泽东思想之现实、具体化运用，是毛泽东思想作用于现实的产物，并且就数量而言，其在“文本资源群”中占据更大的分量，因此不容忽视。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重视并进一步发掘毛泽东大量政论性文本中所包含的深刻理论价值。

　　此外，在研究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时，学界往往存在一种厚此薄彼的趋势，即过多关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的政论性文章；而对毛泽东青年时期，尤其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政论性文章鲜有关注。这与学界目前存在的“同质化”解读思路与“辉煌史”架构具有密切关系，这种研究思路采取了化约主义方式，即粗略地大致勾画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逻辑，缺乏清晰而细致地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成熟与逻辑“异轨”的历史阶段性。这造成了忽视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对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内在发生机制”缺乏科学的考察。因此，目前加大对毛泽东政论性文本的重视，应当更加注意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生动地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

　　在这里，我们以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为例，揭示青年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对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学界将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界定为1920年夏天，这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的相关陈述。②问题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达到精深把握和“终结”？在“同质化”解读思路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会“无意识”地忽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完整线索和阶段性特征，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就成为了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只能说1920年夏天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受“十月革命”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论)，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马克思主义观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这从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之后陆续发表的政论性文章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离京返湘后一直致力于“湖南自治运动”，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相应”，但他认为，十月革命这种总体性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③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崇尚先前的“民众大联合”的自治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采取化约主义的方式，仅从一般的理论构想出发，缺少对毛泽东的大量政论性文章的综合分析，在毛泽东研究中就容易陷入到“同质化”思路的误区。

　　第二类是初步具备文本逻辑结构框架与基本话语系统的信函、讲话、报告、电报和政策文告等“生成性文本”。这类文本是毛泽东在某一时期针对某一问题或理论所做的特定思考，其思想理论或者处于某种程度的探索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书信交流之中；或者是由于针对特定问题的作答导致其思想的完整形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主要体现在对某一特定问题所做的报告或讲话之中。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这类文本在其“文本资源群”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以《毛泽东文集》为例，在其收录的文献中，电报308份，占37%；讲话214篇，占24%；政策文告128篇，占15%；信函11件，占13%。④由此可见，此类文本在数量上很多，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然而，以往研究对这类文本鲜有触及。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所接触的资源有限，而随着以《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文集”和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等为代表的“专题文集”的公开出版发行，使得研究者能够近距离接触到上述“生成性文本”。

　　虽然此类“生成性文本”在理论形态上的完整性不如“正式文本”，但是其对完整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却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正式文本”是毛泽东思想完整化、整体化的表达，是毛泽东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定型的理论表现形式，这类文本主要侧重于对思想结果的展示，较少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以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篇重要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后来在《毛泽东文集》中将决议全部发表)为例，虽然其与中央的“九月来信”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仅拘泥于上述理解是不可能深刻把握到当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将其与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写给林彪的信(这封信比“九月来信”提前了三个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后来在古田会议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⑤总之，此类“生成性文本”有助于对毛泽东的解读走向更加精细化、微观化，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毛泽东思想成熟与发展的动态进程。

　　第三类是缺乏一般文本所具有的基本逻辑结构和完整话语系统的“拟文本”，如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所做的读书批注。目前，学界在研究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这类文本主要是以专题集的形式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及《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收录的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做的批注。从文献学的意义上来说，“拟文本”是作者思想实验的“火花”或“碎片，不是完整、独立的文本。虽然这类文本在“文本资源群”中占比较少，但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视“拟文本”研究对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对“拟文本”的研究，可以判定作者对特定思考对象的基本态度，进而可以了解作者基本的理论构架和意图。比如，通过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所收录的毛泽东阅读苏联教科书时所留下的批注的研究，不难发现，此时毛泽东理论思考的对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实践论与辩证法，其基本理论构架是苏联教科书中的理论逻辑结构，同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补充与发展；其理论意图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通过对特定符号类批注的研究，比如，通过分析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时所留下的下划线、着重号、圈、点等符号，不难发现，毛泽东此时的基本理论旨趣是赞成苏联哲学著作的基本原理。同样，通过问号、打叉等批注，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对阅读对象的怀疑与思考。总而言之，这些特殊符号都有助于揭示毛泽东当时的思考情境，有助于我们研究和理解其思想发展的整体成熟程度。当然，较之于简单的符号，毛泽东所做的文字性旁批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如“一针见血之言”、“说得很好”以及在旁进一步作出解释的话语等，可以清楚地揭示毛泽东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展示毛泽东在特定“思考域”上的基本态度和理论旨趣。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拟文本”的特殊性，“对拟文本的解读并不能作为判断一种思想语境的直接证据，而只能为其他文本解读提供一些佐证”⑥，对其进行解读需要注意结合毛泽东当时具体的思想语境，以重新建构毛泽东思想的原初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