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针对把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分割开来，甚至着意断章取义的问题，本文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视角，对在市场手段运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不能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排斥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

　　关键词：市场手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府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认识，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以往对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研究，没有将其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联系起来，甚至新自由主义信奉者着意断章取义，断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进而主张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就要实行私有化和政府不干预经济。鉴此，本文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视角，对在市场手段运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

　　针对长时期内主流意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阻碍着市场经济改革这一关键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373)这一论断终结了关于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解决了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基于这一论断，中共十四大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的伟大创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要求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有些人在对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认识上，存在片面性，把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和市场与服务和服从的目标分割开来，没有把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目标有机联系在一起。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么，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应当有其服务和服从的目标。这个目标即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揭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作为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市场手段，其运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一方面，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98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p.148)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p.370)的论断，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之一，还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一方面，包含了市场手段的运用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落脚点。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pp.370-371)他还强调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p.374)既然市场是经济手段，那么市场手段的运用就应当服务和服从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市场手段的运用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这就与排除限制资本横暴制度，服务和服从于全球资本主义化，最终建立起由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秩序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