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越，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博士；

　　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苏联政治发展以及后苏联时期的民主化进程。反对苏联模式、拒绝官方的意识心态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共性，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共领导，甚至有许多人是苏共改革的热情支持者，只是比官方的节奏快一拍。苏联当局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错误地采取了一刀切的镇压方式，没有区别对待和合理吸收不同意见，结果适得其反，短期内遏制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实际上却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最终积重难返。

　　关 键 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教训

　　持不同政见者是影响苏联政治发展，以及后苏联时期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苏联当局错误地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政策。逮捕、流放、“精神病疗法”等措施确实导致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群体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衰落了，但持不同政见者在争取人权活动、冲击苏共意识形态垄断和影响戈尔巴乔夫改革等三个方面仍旧发挥着影响，甚至他们所倡导的内容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异端邪说”变成了“被默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思想来源之一。苏联当局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的主要措施有哪些不足之处?社会主义国家该如何处理不同政治意见?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的产生

　　一般认为，1965年12月5日在普希金广场举行的集会示威活动，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形成和兴起的开端。但是，在苏联独特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下，持不同政见者并非突然和大规模涌现的；成规模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过程，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暗流涌动到公开表达社会见解甚至抗议，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政治、民族、宗教等领域，从零星的个人活动到产生公认代表人物以及建立组织的演变过程。甚至，如果把持不同政见者看作是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官方方针政策等持不同见解并以某种方式公开表明的人，那么在列宁执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就已存在。

　　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不同政见曾经是一种正常现象。在列宁的领导下，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没有排除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甚至不同政见的存在恰恰彰显了党的民主和活力。比如，在1920～1921年争论工会问题的过程中，托洛茨基就反对党中央在工会问题上的主张。跟着托洛茨基一起挑起争论的还有以施略普尼科夫、柯伦泰等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当时，列宁采取的是党内讨论和批评的方式，而不是像斯大林那样通过大清洗消除异己，或者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那样采取对立的、全面否定的政策处理异于官方的政见。对此，罗伊·麦德维杰夫有这样的描述：“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持不同政见运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运动是始终存在的。多年来，它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形式、方法和目标。地下刊物的出现也远远早于一九六五年。早在二十年代，国内就流传着一些论述各种问题，提出各种纲领的秘密手稿和文章。讨论的问题大多涉及党内的争论，文章多半也只在党员中散发。”[1]

　　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在所谓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敌人”无处不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氛围下，苏联社会群体染上了保家卫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狂热情绪，“大清洗”和肉体消灭等高压政策让人感到自危，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和告密网络让人相互隔绝、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有不同政见也不敢公开表达，布哈林的遗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斯大林建立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封闭和恐怖的方式，而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或者需要“返回”正常的社会来说，上述做法是无法长期维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塑造着人们的行为，而现实世界总是多元化的。二战期间，大量苏联士兵征战西方国家，他们对于西方国家的直观感悟，直接冲击了苏联官方建立在封闭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说教——西方国家远不是苏联官方宣传的人间地狱。“第一次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苏联人，获得了对两种制度下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的机会。通常，这种比较对苏联是并不有利的。”[2]与西方接触过的士兵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怀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开始蓄积起来，“各地经常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出现的消极言论和情绪的信号”[3]。这种怀疑和不满逐渐同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汇流，在赫鲁晓夫时期得到了提升，独立思考和批评精神逐渐转变为一种公开的、广泛的社会现象，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形成的史前积累。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觉醒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它们打开了思考和讨论问题的盖子，为先前自发形成的反思历史的独立社会意识提供了新标准和新视角，为社会各界反思和检验历史真实情况开启了新潮流和新风气。同时，苏共二十大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等历史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破除了“非法性”，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安全的政治环境。于是，知识分子探求真理的本能在饱受压抑后，开始以更大的热情释放出来。他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解释社会生活，去批评和发展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去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正确性，持不同政见者党性的或是儿童般的信仰，已让位于个人的理智和本身的良心”，甚至还有人称持不同政见者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4]

　　然而，这种热情被释放不久后又重新被官方压制起来，这种压制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造就了新的反抗，进一步刺激了持不同政见者队伍的发展壮大。1965年9月，苏联安全机关以在国外发表“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反苏宣传和鼓动”的作品为名，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在政治气候已经脱离了斯大林的恐怖时期，当知识分子正力求摆脱思想压制和束缚的时候，“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不祥的重大演变的序幕”[5]。苏联当局的行动引起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强烈反感和抗议。1965年12月5日，约200人在普希金广场举行了集会示威活动，首次提出了“遵守宪法”、“维护人权”的口号，标志着“一个进程开始了，各种活动小组、协会和团体的互相联系不断加强，在维护权利的统一目标下进行斗争”[6]。试想，如果苏联当局采取的不是堵塞而是疏导的措施，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此后，持不同政见者的请愿、一定程度的联合开始活跃，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公开的社团；地下出版物的规模也更大、种类更多、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即使在最活跃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也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明确的纲领，没有共同的组织和公认的领导者，具有多中心、多理论、运动分散、派别众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