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于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历史观革命，但它并没有现成独立的认识论。这种“空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关理解的困难与歧义。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解释实际上有某些“危险的增补”，这始自于苏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等人由于深受近代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之累，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倒退为一种反映论，导致了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新时期哲学界基本上突破了传统认识论框架的束缚。以卢卡奇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回到德国古典辩证法的方式重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特质，却终因过度诠释或片面放大某些方面而走入变相取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误区。阿尔都塞开辟了反主体的、非历史的结构主义认识论道路，但由于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主体的本真性与合法性地位，又无意间复活了马赫主义所曾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危机与缺失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詹姆逊所倡导的用空间辩证法的“再现”方式把认识论从这种本体论“空场”中解救出来。而当代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以独特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卢卡奇；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詹姆逊；认知图绘；反思认识论；广松涉；张一兵

　　作者简介：刘怀玉（196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章慕荣（1978—），男，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空间化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13JJD710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研究”（11BZX0005）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6-0001-08

　　认识论一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但学界在对该问题域的理解与研究几经嬗变之后，似乎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这段坎坷的认识论之旅时，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教科书经常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之前或其之外的认识论成果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特核心逻辑进行“危险的增补”（德里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存在的认识论，所以反而没能真正明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依托于对传统认识论的历史观革命，才摆脱传统唯物主义和近代哲学的影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极为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仍需要我们重新还原与再度发现。

　　一、突破与搁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教科书体系的回顾与反思 

　　众所周知，在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被分解为本体论（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大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而认识论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的过渡环节，即从“无人的”纯客观世界到“有人的”主客观世界再到“人自身”所创造的世界的中间环节。与之稍有不同，我国哲学原理教科书依据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文献，把认识论理解为“反映论+辩证法+实践论”的认识过程论，其总的结构就是在物质决定意识或存在决定思维的反映论基础上强调认识过程的两次辩证飞跃，以及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根基作用的两次转化。上述理论体系所秉承的都是从自然到主观思维到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顺序，所沿用的也都是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递进与板块组合，终究因为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和理论的需要而发生变化乃至变革。

　　缘于深刻的实践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认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伊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呈现出三个亮点：第一，把作为过渡环节的认识论突出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导结构，使其从部门哲学上升为总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了从本体论主导到认识论转向的新体系。第二，与原先第一性、第二性的等级不同，把传统教科书中思维—存在的反映论模式转变为突出人的主体性、实践的根基性的，以主客体辩证统一为主轴的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融为一体的哲学逻辑。第三，通过大量引进苏联哲学界和“二战”后西方心理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受李泽厚先生的康德主体哲学研究以及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大影响，实现了从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意识论向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主要借鉴的建构认识论的转变。其间，涌现出一批颇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以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最为著名。

　　在这部被时人评价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1］的哲学教材中，作者们参考苏联东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打破传统自然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观的等级制、条块式的分割，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分立、转化和统一的辩证方法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亦可说是人化自然本体论）、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和主体建构客体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当然，这部理论深度在当时无出其右的教科书由于受成书时间、团队成员等多种因素影响，也留有遗憾与发挥余地：它还未来得及完全突破苏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窠臼，也未能完全克服或消解传统教科书中隐性的近代唯物主义基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构建新的统一体系的强制性（“夹生性”）特点。自然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代表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哲学，也就逐渐被追求人的主体性解放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所取代，直至最后变成了人学诉求。

　　教科书体系改革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一条好思路，但与哲学史重构这种“返本开新”之举相比还是缺少更深刻的根基性。作为高清海先生的学生，孙正聿先生继往开来，他所主张的前提反思性哲学理论其实已经彻底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而开创了一条通过回归德国古典哲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路。高先生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孙正聿先生则自称是“离经而不叛道”。他在《哲学通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通过重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反映论推进至反思论，指出晚年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两种实体相互作用或决定—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反思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命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孙先生在其新构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中，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哲学史上新的范式和现代哲学革命：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经典范式是古代以追求人类、社会乃至自然之外永恒的实体存在为特征的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第二个经典范式是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革命；第三个经典范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历史观革命为导向的从思辨的反思的意识哲学往实践的存在论的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认识论更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2］。转向存在论、实践论、价值论固然大笔如椽般地把认识论哲学作为一个既有形态予以“超越”了，但也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把认识论作为近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和哲学史的一个阶段，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古代本体论而且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暂时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认识论的理解与探索。所以不出我们预料的是，近年来孙正聿先生明显又回到了以《资本论》的“逻辑学”［3］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入思考上。这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令人期待的。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上文提及的著作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突破传统认识论体系方面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可谓琳琅满目，其代表有任平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原理》［4］和欧阳康先生的《社会认识论导论》［5］等等。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好割爱了。

　　我国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从时髦和热烈向沉寂和搁浅的变迁，基本上应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普遍缺少对现代自然科学、实证科学和心理科学的严格专业训练，对西方同时代发生的科技哲学、语言哲学尤其是心灵哲学也缺少持久的专业兴趣和系统的研究。但往深里说，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实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革命根基还缺少更深入的思考与更仔细的研究。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革命理解上的偏差，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一条理解的表层化。人们并非不知道《提纲》第一条旨在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与以往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但基本上都认为两者在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在传统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再往前“迈了一步”而已。而新时期教科书的特点，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建立在“过度诠释”《提纲》第一条的基础上转而高度重视马克思哲学能动的实践的主体性原则，这实际上就影响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观基础，所以发展出高扬主体性的人学辩证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纵观整个教科书体系的新旧变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研究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已经成为思维定式，而尚未真正重视内在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特质。这似乎提醒我们应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言说认识论问题。

　　二、发展与偏差：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黑格尔之后哲学严重衰落、实证主义盛行的“坏的哲学”时代，那个时代的时髦做法就是用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取代甚至否定哲学［6］。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与自发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但受时间、精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并没有深入阐述新唯物主义如何在认识论上展开，而更多强调了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他们刚刚发现的新历史观。最深刻的认识论思想仍然深藏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逻辑之中尚待人们去发掘整理。既没有专门而明确的认识论概念，也没有现成的认识论理论，更遑论有严密的认识论体系，这一系列的“空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面对来自以新康德主义面目出现的不可知论的诘难。

　　马克思溘然长逝后，恩格斯当仁不让地担起了首次正面表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的重任。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在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费尔巴哈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解，认为只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之后才能进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坚持反映论的基础之上强调实践和工业的基础作用的辩证的彻底的可知论［7］。恩格斯的表述有着不可磨灭的经典意义，但其中也隐含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他没有清楚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近代唯物主义反映论之间究竟是“继续”还是“突破”的关系；第二，恩格斯对《提纲》中“感性的、实践的、能动的”唯物主义主体论原则，做了极大程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理解。在普列汉诺夫再次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基本问题提出来之前，恩格斯的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重视。

　　作为第二国际中最具哲学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遭遇了马赫主义攻击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危机。出于论战的需要，普氏在并没有对现代认识论做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以自己所熟悉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为依据，进行了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的努力。其主要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8］1。这篇似乎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为标题的长文，明显模仿《费尔巴哈论》第二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隐喻，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普氏自己认为极端重要的近代哲学唯物主义统一了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大抵就是列宁“一整块钢铁论”［9］的源头，也是后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开始。

　　虽然普列汉诺夫准确看到了《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劳动本质的论述与《提纲》第3条的关联与一致［8］11，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革命的全部秘密之所在，但他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继承自然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才能确保本体论的根基。因此，他既没有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思想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深入思考马克思认识论的变革与历史观变革的关系，而是重申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根基，马克思只是提升了唯物主义问题的层次与深度，而从未放弃近代唯物主义的根基，甚至有些致命地认为费尔巴哈已经替马克思解决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基础问题，马克思需要完成的事业是继承“往上”发展辩证法特别是历史观问题。所以，普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近代唯物主义决定论基础上的经济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四项式改造成包含社会心理在内的五项式［8］57-76。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最大亮点其实只是对一元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强调。普列汉诺夫有些草率地、甚至是力不从心地处理了认识论问题。这正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式的错误——在讨论认识论时，社会历史领域在他视野之外，而当他讨论历史观时认识论又在他视野之外。

　　作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哲学学生，列宁在与其共同回击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马赫主义逆流时，自觉且彻底地把普列汉诺夫“开发”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改造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的主导结构。虽然列宁的基本逻辑思路仍是围绕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展开，但我们不难发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视程度与创新水平远远高于普列汉诺夫：第一，《唯批》指出本原不仅应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世界的本体、本质、元素、始基和万物的根源，而且还应该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认识的源泉、对象、出发点和起点。这样列宁就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既是世界观的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从而把世界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第二，列宁还讲清楚了恩格斯虽然发现却没有重视、也没有突出和讲清楚的关键问题，这就是，他旗帜鲜明地强调唯物主义与不可知论是无法协调统一的。第三，列宁强调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有限到无限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而基本观点［10］。

　　写作《唯批》时的列宁虽然意识到辩证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但还是将其放在一个次要的补充位置上，仍然强调从物质到思想与从思想到物质的对立，直至在后来的辩证法转向中，列宁才突出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关系并指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之间的统一。不过，列宁终究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更没能清楚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面貌。他虽然看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却没有揭示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批判的内在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认识论当作从本体论辩证法过渡到历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11］。现在看来，那种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之外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显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