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我国，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该学科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不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孕育期，其开端应当追溯到50年代早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80年代是该学科大发展、大丰收的一个黄金时代，但同时也滋生出了自我否定的因素，从而导致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发展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在“困境”中，该学科也孕育出了新的希望和转机，最终在新世纪到来之后走出困境，创造出了新的辉煌。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史；历史发展

　　作者简介：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0-0；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061-09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学科。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90年代的困境到进入21世纪后的再兴，它却拥有比其他“同龄”学科丰富得多的曲折经历与学科感悟。这使得它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虽然这种学术的“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甚至也不同于思想的“历史”，但它同样是包含未来的过去。通过对它的反思与建构，我们将可以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深化发展厘定走向未来的方向。

　　一、曲折的诞生之路①

　　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1](P1)不过，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不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孕育期。要想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追溯到50年代早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

　　50年代早期，苏联开始陆续派遣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机构任教，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在这些专家中，哲学工作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国当时对哲学战线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重视紧密相联。正是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以苏联当时的学科建制为蓝本，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得以基本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苏联哲学界一直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来对待，并因此忽视乃至压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结果，在30年代初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苏联长期停滞不前，直到50年代初期以后才开始缓慢复苏，并在50年代中后期，在来自西方的理论竞争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加速发展，到60年代初期基本成型，最终在70年代达到成熟。[2](P431-442)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华的苏联专家都不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②那么，自然地，我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不具有这种学科观念。不过，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亲密、互动迅速，所以，苏联以及民主德国理论界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建尝试也在我国发出了微弱但却明确的回响：当时我国翻译出版了少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性质的苏东出版物，③这些著作的原出版时间一般只比中文版早1、2年，比较鲜活地体现了当时苏东理论界的最新学术理念和发展动态，有力地开阔了我国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1956年，应中方师生的要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依照苏联当时正在编撰、出版的多卷本《哲学史》讲授了世界哲学史，其中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这在我国当属首次。回顾这段历史，必须看到，尽管当时的苏联专家并没有直接帮助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但他们却为该学科在我国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文本、对苏联的理论动向比较了解和敏感的青年哲学工作者，而后来正是从这批青年哲学工作者中涌现出了我国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专家。

　　50年代末以后，中苏政治关系逐渐交恶、最终分裂。在相互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并展开长时间的理论论战过程中，我党和我国理论界深切感受到了正本清源、独立自主地搞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从1962年开始，我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陆续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其命意就是要通过对经典原著的历史解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真实精神，破除苏联教条主义解释的思想垄断，反击苏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攻击。为了配合这门课程的教学需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资料室以黄楠森为首的一批因在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讲课资格的教师，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哲学著作进行注释，并形成了一些成果。其中对列宁《哲学笔记》的注释材料当时曾油印供内部交流过，④有关马克思的注释材料则因为涉及到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而最终胎死腹中，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名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了！1964年，为了“反资防修”，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批准成立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这一年因此可以被确定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形成起点。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初步形成，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并没有真正开始：在“文革”之前，我国学者撰写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性质的论文极为稀少，而专著则完全是零。未来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第一推动的那批学者们当时都在干什么呢？读原著！他们怀着一种献身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精读经典作家当时已经出版的各种中文著作，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所以，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都有着极为精深的原著功夫，这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也难以超越的。除了读原著，他们还在密切关注国外理论界的最近学术进展：为了“反资防修”，我国当时加强了对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学术信息的收集和编译工作，这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学术进展和理论动态提供了迅速便捷的条件。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苏东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论著，⑤它们充分体现了苏东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最高水平，对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的学科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直接来源。作为这种继承关系的一个佐证，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而事实上直到80年代以后，他们才开始直接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对此的合理解释是，他们的上述立场来自60年代苏联东欧相关译著译文中的批判性介绍。按照60年代中期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原本可以很快正式形成。但不幸的是，“文革”爆发了。一切学术研究都陷入停滞。

　　1972年，在停止6年之后，我国大学恢复招生。各大学哲学系陆续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原本就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重新被提出，并得到广大任课教师的认同。1972年10月，北京大学朱德生、黄楠森等人编写油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虽然该书的篇幅不大，覆盖的历史发展阶段尚不完全(只论述了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形成和发展)，观点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却意义重大。它实际上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十年辛勤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它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我国已经开始从一种观念向一门学科发展了。197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对这部教材进行了重新编写。1975年，它转入因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而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学者手中，成为后来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当时并不是在孤军奋战，类似的工作其他一些高校的学者们也在做，这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就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1973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的基础上开始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以专题史的形式，分“唯物史观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发展史”等专题进行讲授，并积累了比较详细的教案。“文革”结束后，高齐云、叶汝贤、何梓焜等任课教师决定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并在1978年初拿出了一个详细提纲。6、7月间，叶汝贤等学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刘嵘教授的支持下，带着这份提纲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征求意见。这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的统编教材工作会议做出决定，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78年5月刚刚恢复建制)副主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12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庄福龄、马绍孟到广州，与高齐云、叶汝贤等研究了编写工作计划，同时研究修改了中山大学提供的教材大纲，并决定于1979年1月在广西桂林围绕教材编写召开一次全国性研讨会。次年1月5至16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讨会在桂林如期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代表约80人出席会议。会议不仅就教材编写进行了广泛讨论，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的倡议书”。同年10月下旬，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在厦门大学宣告成立。而在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等高校、党校、科研院所也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研究机构。1981年10月，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所贡献的两种底稿为基础、广泛集中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的集体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经过近20年的酝酿和等待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终于问世了。

　　作为一个群策群力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集中体现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当时对本学科的基本定位、基本观点体系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3](P1-13)因而具有一种弥足珍贵的学术史价值。历史地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群体性特征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自觉的现实关怀。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学习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关注那些能够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问题联系起来的哲学史问题，并形成研究的热点或争论的焦点。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其次是对苏联研究模式的不自觉继承。他们实际上是作为苏联研究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者走上现代学术史的，但由于受中苏两党两国长期对峙这一政治局势的抑制，他们往往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因而在充分吸收了苏联研究模式的长处的同时，对后者实际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很难最终超越后者的历史命运。最后是坚定而敏感的理论党性。他们在长期的“反资防修”斗争形成了坚定而敏感的理论党性，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观点往往具有高度的警惕性，特别容易发觉隐藏在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但由于他们与后者缺乏交流，也使得他们容易形成理论上的过激反应或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