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叶险明(1954-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由于种种原因，学界一直存在着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识进行学术史评价方面的两个方法论错误：把马克思的“五形态论”视为“单线论”和在“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马克思“五形态论”具有超越“单线论”和“多线论”对立的特性以及全面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全面、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五形态论”，对于我们从学术史角度科学评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识的意义，全面把握文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间的辩证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关 键 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五形态论”；西方中心主义

　　标题注释：该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13AZX004)的阶段性成果、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重大资助项目(14MKSZ02ZD)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界一直存在着对马克思晚年相关思想研究的误区，从而直接导致了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识进行学术史评价方面的两个方法论错误，即把马克思的“五形态论”视为“单线论”和在“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拓展。本文试图通过澄清学界长期以来在马克思晚年相关思想研究方面所存在的混乱的、模糊的认识，以及对上述两种方法论错误的剖析，阐释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认识进行正确的学术史评价方面所彰显出的马克思“五形态论”的特性和本质，为全面把握文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间的辩证关系，推进学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以体现科学方法论的导向作用。

　　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断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即把仅适用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硬套于中国。在学界，不少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引证马克思晚年的相关论述，以印证在中国社会内部根本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因此，笔者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明的是，马克思晚年的相关论述是否能用作印证中国社会内部根本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一说的理论根据。

　　所谓“理论依据”主要分别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的初稿中的两段论述构成：其一，“他(指俄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其二，“(1)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②。

　　目前学界持中国社会内部根本不可能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人根据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引申出这样两个论断：其一，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在其晚年关于把《资本论》第1卷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论述，说明资本主义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于非西欧国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个“伪命题”，是“西方中心主义”制造的幻觉。其二，目前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同样可以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所以，只有坚决抛弃我们思想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纠结”，彻底否定“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才能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