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激烈的理论转向之中。这些转向在归根结底意义上都是历史认识论转向的结果，它们涉及历史叙事的主体和客体、历史性（过程）与共时性（结构）、内容和形式、实体和话语四种基本关系。在这些关系上，主流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客体、历史性、内容和实体的路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转向主体、共时性、形式（结构）和话语。当代，激进主义在话语上的异常增殖，就其理论方面的原因来说，便是在多种历史叙事类型上的摇摆，并且正是这种摇摆为多元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氛围。这种摇摆的政治后果是，理论得到发展，但却失去了诊断并干预社会历史事件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一能力的丧失，理论才转向自身而对真正的现实漠不关心。我们提出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观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正是为了在理论上提出对各种新话语之吸引力的警觉。

　　关 键 词：历史叙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激进思潮

　　作者简介：胡大平（1969—），男，江苏句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2－0020－07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越发呈现出扑朔迷离特征，多元的和异质的话语增生似乎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再也无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它们的共同交集。这给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诸多难题，在其中，如何判定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离开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于它们意义的判断亦会陷入无尽的争论之中。① 本文提出一种观点，并试图为回答那个问题提供重要的参照。如果按照卢卡奇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整体的历史科学，那么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它的各种流派，无论公开赞成还是批评马克思主义，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最终都在历史叙事上采取了与以主流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视角，并最终由此走出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触及这个深度，就不能阐明它们的实际意义，更不能准确地判定其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价值。

　　一、历史叙事问题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转向的内涵

　　保守主义的历史叙事历来主张，激进思潮把革命作为社会进步手段，主要不是源自现实的不公正，而是理想化的正义[1]。尽管相反的主张在经验层次上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即特定社会的革命要求和革命事件的动力主要源自社会自身的缺陷，② 但在主张革命合理性之时，激进思潮更普遍地表现出对历史叙事的依赖。③ 特别是，当社会历史条件趋于保守时，激进主张更加依赖历史叙事。这正是蕴涵在20世纪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变迁之中的问题，该问题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激进思潮扩散中成为焦点。复杂的是，经由卢卡奇在历史认识论上的“主体转向”、列斐弗尔和哈维等人的“空间转向”、结构主义及其并发思潮推动的“结构转向”和“话语转向”，历史叙事不再服从它的外在政治目标——诊断社会矛盾和探寻新的可能性，而变成了自身的目的。由于这一点，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明显地学院化，而且愈发地变成与学院之外对象无关的活动。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转向，例如、“文化转向”、“空间转向”、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转向等等。④ 那些转向都是一种理论的外在表现，因此是一种方便的描述方式。更重要的是，上述诸种转向，实际上都会带来更深的历史认识转向要求，并且基于后者进行自我论证。例如，在阶级之外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和战略，只是在所谓阶级斗争退却背景下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但是激进理论却把它最终变成一个知识学问题。

　　从整体上看，在马克思的商品生产逻辑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在文化之中寻求革命的契机，都是现实政治变迁的某种“自然”后果，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少从资本主义现实变迁的角度阐明其合理性，大多极为曲折地转道新的历史认识论。例如，以一种主体性叙事来批判现实的物化（卢卡奇的思路），以矛盾的“过度决定”来反对经济决定论，以话语的优先地位反对实体的本质主义地位（即现实的不可改变特征）。正是这些历史认识上的重要变化改变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结构，也因此，它们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最深刻的理论和思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发端时，直接表现为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反思，它提出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即历史认识论问题。在反人本主义过程中，阿尔都塞重新定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亦是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可以说，每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变迁都是历史认识论的改变。不过，这一问题在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左派思潮中并不明显。并且，缺乏对这个深层问题的关注，流行各种左派激进思潮提出的“理论”问题时，我们便往往陷入各种新话语构筑的学术迷宫而丧失了总体的方向感。例如，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便是如此。

　　当然，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并不是单一线索。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已经充分认识了“结构”与“历史”之争是这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轴[2]1，并且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主张自己是对马克思基本观点的发挥而不是对其进行替代，⑤ 那么在这之后，不仅争论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而且多数激进思潮都采取了“后马克思”的姿态，即认为由马克思所开辟的解放事业仍然需要坚持，但为这种事业进行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却失效了，因此必须创造新的历史叙事替代马克思为左派的事业打开新的大门。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叙事方面的变化反而被掩盖了。

　　从历史认识论上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向，最深刻而影响最持久复杂的动向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的，在《野性的思维》中，他通过批判萨特而提出了后来话语理论的前提，即历史是历史认识建构的结果，因此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3]。在这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全部历史认识，无论是主体路线还是客体路线，都遭遇到了阻击。因为在实质上，列维－斯特劳斯否定了历史的“实在”性质，即本质主义特征。当然，更复杂的是，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划入主观唯心主义路线之中。因为他所称的“历史”恰恰又是一种客观结构，一种与语言有关的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开辟了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哲学之新视阈，并带来了历史认识论的全面增殖。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叙事上的各种变化隐而不见，在直接的意义上，正是结构主义流行的效果之一。因为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结构主义虽然反对主体性路线，但恰恰为多元主体位置及其历史叙事的合理性提供了深层的证明。

　　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性质，多数研究者都在20世纪70年代便看到了，其中包括詹姆逊。不过，对于詹姆逊来说，他虽然吸收了包括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在内的不少结构主义观点，但并没有由此否认历史实在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叙事的价值，而是努力将前者植入后者，使之产生更大的理论解释力。因此，尽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在他那里便平面化了，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那种含有等级意义的空间比喻被拉平为多种具有类似作用的要素的平面[4]1，但他却始终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在另一个比较彻底地刷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哈贝马斯那里，经过一个较长的蛹化期，社会理论的认识论重建之本体论改造的结果最终清晰地呈现出来：具有认识论倾向的社会进化理论演化成以语言交往为本体的伦理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动向尽管可以视为一种反结构主义的人本立场，但从语言学转向看，却与后者具有相同的旨趣，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为客观的语言结构，因此，他与福柯之间存在着擦不掉的交集（即普遍化的主体理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与福柯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竞争（即不同的伦理方向，哈贝马斯是中心式的普遍伦理学，而福柯则为边缘式的普遍伦理学）。

　　在总体上，由于结构主义的泛滥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性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假设便遭遇到决定性挑战，其核心在于：作为客观抽象的语言交往结构或话语替代了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在而承载着历史本体的功能。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公开宣布了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对自己理论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概括。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功绩在于充分肯定了如下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不仅是本体变化而且是本体论的转变[5]170。如果他们所称的“本体”指社会历史的实在条件，“本体论”便是试图再现这一条件的理论假设。在全部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这一假设是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话语条件，亦是马克思主义“重新政治化”[6]的必要前提。

　　那么，新的历史叙事到底采取了何种新的本论论范式呢？从拉克劳等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看，他们公开而直接地提出了重新定位激进政治理论的本体问题，并且借助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把社会（the social）理解为话语空间，从而试图打破传统由决定论代表的本质主义思维，其结果是把政治（the political）视为比社会更具优先性的本体论范畴。并且由于同样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政治亦不是由传统所称阶级斗争构成的历史空间，而仅仅是在对抗性支配下体系化（即占据权力或与权力保持一致的人群）与不能体系化（即边缘人群）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这实质上便是一般意义上“差异”、个性之间的多元冲突。正是因为这一点，同质性或单一的社会（即本质性的society）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便作为“不可能性”而存在，对抗性便成为社会（the social）的界限，它得以存在的根据。在这样的条件下，左派事业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为保持开放性而进行的话语斗争（即霸权斗争）了。拉克劳和墨菲实际上只是把实际已经发生的变化公开宣称为“事实”，这便是“话语转向”的事实。

　　在激进思潮中，“话语转向”并非从拉克劳和墨菲开始的，而是被泛称为结构主义思潮的基本后果，只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公开宣布了这一点。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认识论上偏移或转向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话语转向”是历史认识论转向的最深刻、最激烈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它彻底地颠倒传统认识论本身，即取消了在其背后的本体论假设——实在的存在。从一般历史哲学的逻辑看，主客体、历史性与共时性、内容与形式一直是历史认识的三个基本维度。这三个维度上的结合构成既往历史观对立的基本母体，而实在与话语（符号）则是一个在结构主义历史叙事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开始从建构论的角度开始审视历史对象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并将后者视为历史认识的根本问题。正是这种转移，不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既往全部的哲学，都提出了挑战性课题。因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其核心在于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这意味着，历史认知变成了一切皆有可能的事业。由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多重“摇摆的历史（观）”的多元冲突之中。这既造成其在理论上活跃的现象，又因为其对象丧失了确定性而飘忽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