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英国工党百年发展进程中基本力量、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变与不变，能够全面动态地认识工党的性质。从阶段划分讲，工党原来是一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革新后的工党是一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左翼政党。从动态审视，在英国政党政治谱系中，工党在由左向右移动，由左翼力量转变为中左力量；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谱系中，工党属于右翼力量，并且在进一步向右移动。

　　关 键 词：英国工党；基本力量；政策取向；意识形态；性质

　　作者简介：李华锋(1976-)，男，河南鄢陵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D7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7-0096-03

　　政党的性质是政党的身份特征，是一类政党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重要标志。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政党的性质也会发生迁移。英国工党系二战后英国两大主流政党之一，在百年发展进程中，其性质既有继承性，也有变异性。本文拟从基本力量、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对工党的性质给予动态的解读。

　　一、基本力量的变与不变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因此，党员队伍的构成是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是反映政党性质的重要参数。

　　在工党诞生之初，传统的产业工人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总共37.6万集体党员中，附属工会人数达到35.3万人，占94％。[1]197而当时附属工会全部是产业工会，即会员由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组成。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的人数则非常有限。即使在这少量的队伍之中，人数最多的独立工党也是由产业工人组成，只有对工党思想层面起重大影响的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是由非产业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等人士组成，因此，工党在成立之时的党员队伍可以说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社会民主联盟的退出和矿工工会等工会的加入，工党党员队伍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工党发表旗帜鲜明的党章、开始吸收个体党员、保守党制定反工会立法和自由党没落，原来隶属于自由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人士纷纷加人工党队伍中来，使党员队伍的构成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传统产业工人比重逐渐下滑。不过由于英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持续发展，传统工人阶级占工党党员绝对主体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二战之初，由于战争使个人加入党组织的渠道受阻，以产业工人为主的附属工会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重甚至出现暂时的回升。如在1935年附属工会人数约占工党总人数80％，到1942年又上升到90％。[1]19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产业工人在工党党员队伍中的比重急剧下跌。如在1985年，工党附属工会中，传统产业工人工会人数仅占工党党员总数的29％。[2]工党队伍中传统工人的萎缩是由两个关联的原因决定的。一是科技革命的影响。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十年的发展，英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逐步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所取代，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下滑，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传统的就业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传统产业工人急剧萎缩，从事各种职业的非体力劳动者迅速增多，出现经济地位比较优越、人员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虽然在生产关系上接近传统产业工人，以薪金为主要经济来源，但不直接面对生产，比传统产业工人的收入要好很多。二是工党地位的变化。随着工党完全崛起为主流政党，为了实现长期执政，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工党更加注意在劳工之外阶级和阶层吸收党员，使许多中产阶级人士通过纯粹的白领工会、由蓝领工会演变成的混合性工会或个人渠道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工党党员中传统工人阶级人数进一步减少，中产阶级人数开始占居多数。这主要在于一方面工党的个体党员主要来源于没有参加工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各类管理人员等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工党党员来源的主渠道——附属工会的基本构成已经由产业工人工会为主转向非产业工人工会和混合型工会为主。

　　如果说党员队伍一般是指普通党员的话，领导力量就是指党的精英分子。作为党员队伍中的特殊群体，领导力量与党员队伍的变化一样，随着英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其构成在20世纪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出身和职业身份由以工人家庭和工人为主转变为以中产阶级家庭和各类白领从业者为主。稍有不同的是，普通民众总体上是被动的变化者，而政治精英由于对社会变化认识比较深刻，常常是主动的求变者，因此工党领导力量的变化比普通党员的变化来得更早、更为明显。工党领袖、内阁成员和决策机构成员是工党的高层政治精英，他们的出身和早期职业身份的变化是工党领导力量身份变化的生动写照。

　　在工党领袖方面，早期的工党主要领袖如哈迪、麦克唐纳、韩德逊等人都出生于工人家庭，在成长为政治人物之前职业身份也都是工人。而到20世纪30年代后的主要领袖艾德礼、盖茨克尔、威尔逊、卡拉汉和布莱尔则分别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殖民官员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军官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早期的职业身份分别是律师、大学教师、大学教师、文职官员和律师。只有金诺克是出生于传统的工人家庭，但其职业身份也非工人，而是中学教师。在内阁成员方面，1945年艾德礼政府的内阁成员有一半来自工人阶级，到1964年威尔逊第一次组阁时，工人出身的阁员已经下降到26％，再到1969年10月威尔逊改组内阁后，内阁成员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了。[3]在党的决策机构成员方面，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常设委员会12名成员中，出生于工人阶级的代表占有9名之多。到工党在政坛初步崛起的20年代，全国执委会23人中，来自劳工界代表的比重就出现下滑，减少到15名。[4]40再到冷战后新工党时期，虽然全国政策论坛中仍有来自工会界的代表，但其人数已经不到总人数的1/6，并且出生于工人阶级的代表所剩无几。[5]

　　显然，历经百年的发展，工党在总体党员队伍方面，不变的是传统工人阶级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仍把工党作为其首要的政治归属，变化的是传统工人阶级的比重大为下滑，中产阶级成为工党党员的另一主体；在领导力量方面，工党则已经完全由工人阶级转变为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