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以来,帝国主义问题一度淡出学术讨论中心。然而,“9·11”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冲突,使帝国、霸权、文化冲突等问题再度引起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左翼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对“当今的社会性质是否是‘帝国主义’”的研判更是成为热点问题。以戴维·哈维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今没有改变,是一种“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哈特和奈格里则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性质作出了迥异于哈维的回答。他们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置换为“非物质劳动”,并以此作为“阿基米德点”,探索现代世界剥削与压迫的实质,追寻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可行性路径,从而形成从《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到《大众》和《共有之物》的“帝国三部曲”,阐发了一个逻辑严整、内容充实的帝国理论体系。学术界基于学术立场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始终褒贬不一。笔者以为,要切实把握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理论的逻辑体系和真正内涵,弄清其理论的创建性及其局限所在,就必须回归到他们构建其帝国霸权理论的“阿基米德点”——非物质劳动理论,并将之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予以解读。

　　一、“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

　　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是由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率先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指一种“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M.Lazzarato,ImmaterialLabor,inPaoloVirnoandMichaelHardt(eds),RadicalThoughtin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6,p.133.)。学界对此的关注和评论不多,且较为负面。其中,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就认为,毛里齐奥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仅仅强调了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未能将“产生并操控情感”融汇于其中,因而“未能对生命权力所具有的生产动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仅仅是对其略有触及”(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32.)。

　　尽管他们并不认同毛里齐奥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但对其关于劳动范式转向的感知和确认却颇为赞赏。在他们看来,重新界定一种新劳动范式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存的“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等概念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他们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术语,并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初次将其定义为“智能化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Hardt,M.&Negri,A.,Laborof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4,p.10.)。在《帝国》一书中,又将其界定为“提供特定服务、生产文化产品或知识、发起信息交流等非物质商品的劳动”(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294.),并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融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活动,二是生产具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性功能的符号和文化产品(包括生产思想、规范、语言、形象等)的非物质劳动,三是涉及情感的生产和控制的情感经济或服务业(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293.)。在《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一文中,进而将其阐释为生产知识、信息、交际、社会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其“关键特征的确就是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非物质劳动后来在《大众》一书中最终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像及其他产品“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另一是“情感劳动”(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08.)。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学界也颇存争议。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就辩称:“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塞耶斯的这一质疑无疑是有一定深度的,点中了他们不能回避并必须予以妥善解决的问题。不过,他们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诘难,并在《帝国》中指称,他们自己对“非物质劳动”这一叫法也不甚满意,因为它所生产的不仅有物质产品,而且还有社会关系乃至于社会生活本身,因而名之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可能更为恰当。只是考虑到“生命政治的劳动”概念可能引起更多歧义,也不能很好地彰显非物质劳动与传统的物质劳动的区别,以及二者霸权地位让渡和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09.),因此,最终他们还是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