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在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本文认为，“模式”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运行规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经历了从最初设计探索，到后来的重新规划、框架定型，再到巩固发展、问题治理的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任何怀疑和否定“中国模式”的论调都是没有道理的。

　　关 键 词：中国模式/探索试验/概括定型/阔步发展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项工程2016年度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16ZZD018)，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2015年度项目“国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研究评析”，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2016年度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精神实质研究”。

　　“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这是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充分肯定“中国模式”，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但也有少数学者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和否定。例如，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论及“中国模式”时，认为“现在谈这个(‘北京共识’)没有太大意义，这还是个过程，还处在寻找、探索的过程中”[1]44。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所长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11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2]自序。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台湾出版了一本题为《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China Model Never Exists)的书，明确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笔者认为，“模式”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运行规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和把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无不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今天，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这在逻辑上是不可想象的。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揭示“中国模式”从最初设计探索，到后来的重新规划、框架定型，再到巩固发展、问题治理的过程，说明“中国模式”不仅存在，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一、“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既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也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

　　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式国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毛泽东就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他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即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3]675。原因是无论“欧美式的”，还是“苏联式的”，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极不发达。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现代化工业仅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种国情决定国家必须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的首要目标。在经济结构上，要允许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彼此互补、共同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要实行“适度”发展和“节制资本”的双重统一政策。对农民，要实行“保护个体经济”和“引导合作经济”相结合的政策。在政治上，要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主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主要的政治纲领。在国内，要“唤起民众”，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要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人民。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要防止居功自傲、糖衣炮弹、官僚腐败、蜕化变质。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模式”的最早雏形。

　　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却放弃了最初的设计，照搬了苏联模式。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坦率承认。美国历史学家迈斯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照搬苏联模式，原因在于“他们当时还对苏联的历史经验持信任态度，认为这种经验提供了一种可供仿效和采纳的模式。这种模式表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支持下实现工业化，并且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4]173。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早就觉察到了，并在50年代中期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重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早在1956年3月17日，在听取了邓小平的汇报、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5]6。在4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更具体地发挥了上述基本思想：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5]10。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思想主旨是“以苏为鉴，引以为戒”。在论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处都要学，但要能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决不能盲目照抄、机械照搬，简单移植，对于不足之处则要扬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6]42 1956年12月5日、6日、7日三天晚上，毛泽东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薄一波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毛主席的三次谈话，我觉得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7]433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6]228-229。《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提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民主的设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显然，这些论述，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纲，是克服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发展模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