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下称《手稿》)在学界一直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其中“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所谓“循环论证”问题，有人称之为“世界难题”。本文解读了《巴黎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辩证法意涵，《巴黎手稿》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建构的原型，从“异化劳动Ⅰ”到“私人所有Ⅰ”中的“孤立人”问题等内容。

　　关键词：《巴黎手稿》；马克思；辩证法；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刘宗碧，凯里学院价值学与经济哲学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09－0021－09

　　一、关于《巴黎手稿》循环论证问题的论争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下称《手稿》)在学界一直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其中“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所谓“循环论证”问题，有人称之为“世界难题”①。目前对此问题解答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承认“循环论证”的存在，如苏联教科书体系和国内传统观点，以马克思此时写作处于由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并以此来指认“异化劳动”的抽象逻辑与“私人财产”的客观实证之间发生了矛盾②；日本学者大井正、广松涉、望月清司等人也认为有“循环论证”问题，如广松涉、望月清司都认为在“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中存在一个以“孤立人”的“主客体关系结构”，从而无法向具有社会关系的第二规定的过渡，进而使马克思陷入了循环论证③。另一种观点则不承认“循环论证”的存在，并力图进行“不存在循环论证”的解答，国内有学者做了论证。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值得探讨的是，第二种观点也有不同的具体理解，如韩立新主张从“异化劳动”到“私有所有”，在逻辑环节上需要证明的是“孤立人”的“主客体关系”如何转变为“主体际关系”，对此，马克思通过“交往异化”概念的历史分析而完成了这一转变的逻辑证明，并认为这样就消解了所谓的“循环论证”④。而有学者则指出，马克思从“本质规定”和“现实表现”两个不同层面分别考察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这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的“科学抽象”方法的最初萌发。“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是发生学的“时间关系”，而“异化劳动”到“私有财产”是属于解释学的“逻辑关系”，⑤问题是，第一种观点还只是就理论的“内容”进行了概念分类及其逻辑关系的揭示，但还没有上升到对“方法论”层面的反思。⑥如果只是划分了发生学的“时间关系”和解释学的“逻辑关系”来区别“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前后关联，第二种观点中“时间关系”与“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显然没有进一步解答。循环论证问题依然没有获得彻底论证。笔者认为，《手稿》中看似相左的私有财产和异化两个论证逻辑，其实蕴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辩证法的运用，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建构的原型。

　　二、《巴黎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引入哲学并从方法论的批判入手的。因此，就《手稿》的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此时的哲学水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关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哲学水平，笔者认为已经不是一般学界所持的仍囿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学”的情况，而是具有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见解和立场。这种变化，在如何对待国民经济学的问题上已经反映出来。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提出，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学批判家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吸收费尔巴哈的积极意义，并同时看到了其所缺乏黑格尔辩证法立场的不足，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解决并误入歧途，从而理论的真正的问题不是青年黑格尔派是否知道这个不足的存在，而是此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不足本身。

　　可以资证的是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删去的一段针对“神学家”评价的文字。就此他说道：“他发觉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还缺少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这些要素还没有以经过批判的形式供他使用，这时，他自己并不试图或者也没有能力把这些要素引入正确的关系，反而以隐晦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用这些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作出一切，来使他能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他感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所缺少时，——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意识，尽管他还对‘自我意识’和‘精神’抱有唯灵论的偶像崇拜，——他就以为自己是真正克服哲学的人。”⑦显然，马克思批判“神学家”，不在于“神学家”发现了费尔巴哈缺乏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而在于他“没有能力把这些要素引入正确的关系”⑧，这是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涉哲学论述并反映他此时达到什么样水平的材料。

　　从这个材料的表述内容看，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虽然费尔巴哈以唯物论超越了黑格尔，并“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⑨，但费尔巴哈因缺乏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而制约着政治经济学和没能对现实提出科学的方法。这反映在国民经济学身上，就是虽然他们超越了重商主义“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⑩的局限，并提出了“以劳动为原则”(11)的财富来源和本质理论，但仍然把经济学仅仅当作“发财致富”的学问，“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经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12)。国民经济学的这种“非人”的理论性质，在于没有看到“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的现实性，从而就现实的这种“紧张关系”，“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要紧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3)

　　这里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方法论的层面对国民经济学给予的明确批判，而这一批判所指责的内容不正是费尔巴哈哲学所缺乏的黑格尔因素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扬弃，超越了他的唯心论立场，但没有保留其合理的辩证法，形成了理论的片面性，这一点马克思是十分明白的。而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的是在与他同时代的“神学家”那里，在如何继承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问题上，虽然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缺乏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因素，但却没有能力完成它，以致对现实的批判仍然是无力的，这种情况也就反映在政治经济学上了。

　　正是因为如此，《手稿》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才会有后面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这一节的核心任务就是关于在政治经济学上如何正确引入黑格尔辩证法的论证，就此，马克思既分析了黑格尔的积极一面，又批判了黑格尔不足的一面，这完全是为了改造国民经济学之用的，也是批判国民经济学所要做的方法论指引。这样说来，马克思的《手稿》写作，实际上是批判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从《手稿》的整体来看，辩证法的方法实质就是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只是它在《手稿》中仅仅呈现了初步运用和建构的原型。在《手稿》中，就“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和相互关系，即所谓循环论证问题，实质是这一方法的萌芽和一种叙事的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