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史之乱以后，肃、代、德三朝为应对吐蕃犯边，遂有河西、陇右、关内、山南、剑南管内大批州县因陷入敌境而荒废，后又因朝廷陆续收复而部分复置，亦有如凤翔、陇州因吐蕃寇扰过重而罢废县邑者。边境进退与州县废置互为因果，吐蕃大规模进犯结束之后，边境州县在宪宗、穆宗、文宗、宣宗、懿宗各朝又得以陆续置废，展现出吐蕃进犯跨越时空的深远影响。由此反观东亚世界秩序的内在联系以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制衡因素，处于东亚世界中心的唐朝得以全力应对并解决来自西北、西南边境的强大压力，是以同时期东亚世界东端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与稳定为基本前提的。

　　关 键 词：安史乱后/唐蕃边境/州县废置/东亚世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S017)。

　　作者简介：张达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东亚世界”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又作为东方文化与历史演进的研究阵地，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①、堀敏一②，中国学者高明士③、韩昇④等，均在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值得深思的是，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朝鲜和日本。而西嶋定生先生界定的完整的、独立的、自律的“东亚世界”，则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⑤。因此，将东亚世界的东西两端紧密联系进行整体考量，意义愈显重大。

　　东亚世界以唐朝为中心，而将“东端”高丽与“西端”吐蕃纳入同一研究视野，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有关“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研究，高屋建瓴，影响深远。特别论及，“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⑥虽然岑仲勉先生认为“吐蕃炽盛”并非唐朝退守的主要原因，而是东北时局的复杂使然⑦，但陈寅恪先生标示的吐蕃与高丽之“连环性”，仍然启人深思。唐代前期东征高丽之史事，史载甚详。而东北退守及至唐代后期之时势，则略欠明晰，其与东亚世界西端的关联，更少有论及。既如此，则“连环性”在唐代后期能否成立，更加值得追问。

　　陈寅恪先生另文提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时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⑧，“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⑨。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既深且远，内忧之余，更有外患。朝廷为平叛而撤回边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⑩。“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11)汪篯先生认为，代宗朝承认河北藩镇后，与吐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12)。薛宗正先生指出，“吐蕃武功盛世的形成与唐朝的急剧转衰，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13)当其盛世的吐蕃赞普为乞黎苏笼猎赞，天宝十四载(755)至贞元十三年(797)在位，正值唐朝的肃、代、德三朝。在此期间，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边防空虚，多次对唐进行武力侵犯。

　　唐蕃边界绵延千里，自西向东依次为安西、河西、陇右、剑南。“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宝应元年(762)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763)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787)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虽然“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渐复故地，置官守。五年(851)，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14)。吐蕃极盛时期，领土扩张至陇右、河西与安西，并攻占关内、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边境地带的诸多州县(15)，造成唐朝疆域急剧缩减，边境州县(16)大量罢废，并随唐蕃战和形势而发生复杂的建制变化，有必要结合相关史事进行深入探讨。唐朝得以与吐蕃在边境胶着拉锯，与当时的东亚局势密切相关，亦有必要在东亚视域中进行通盘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