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向西南地区有序集中，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他们在这里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广泛活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并得到相应的学术指导和生活扶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也产生了规模效应，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学术资料的共享帮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他们的研究队伍，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他们作品的社会影响。

　　关 键 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国统区学术

　　作者简介：谢辉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①，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②。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③。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④。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教官。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⑤。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⑥。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⑦。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⑧。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⑨。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⑩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11)

　　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12)。

　　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13)。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著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