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1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新式的传播工具（如宣传册、书籍、每月定期出刊的期刊、商业报刊），逐渐在中国大陆外围的港澳、南洋一带出现。此后由南而北，由边缘到中央，由租界到内地，各种传播机构如印刷所、新式学校、出版社、翻译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断出现。在甲午战争前的这80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并藉此对西方的器物技术、精神信仰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化输入却并未对中华帝国的主干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仍然对这些新事物视若无睹。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一年后，情势显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学”开始成为知识界的新“论域”。一方面，新型报纸、学堂和学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强学会”的成立，原来位居边缘的新式报刊，从香港、上海等“华夷杂处”的商业城市，直捣政治中心的北京，并得到位居政治核心的大臣的支持。

　　在这个西学由边缘而中央，新式报社、学堂、学会大量出现的深化过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西学“普及化”的趋向。这个趋向，可以从1900年代大量出现的百科全书窥见端倪。

　　“百科全书”一词作为一个新的中国词汇，首见于1897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钟少华在《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在晚清出现的这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作了界定和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将百科全书和当时盛行的另一种丛书形式——《皇朝经世文编》相对比，立刻可以看出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新型类书的特色。大抵而言，清末——特别是1890年代之前——的经世文编是将当时人的时论、奏折、文件全数照收，虽和洋务、富强之道有关，但多半长篇累牍，全文登录，不太为读者的需求设想。《经世文编》作为一个编纂文章的类别，从《皇明经世文编》到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受贺长龄之命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在理念、体裁上大体一贯相沿。但从魏、贺版到甲午之战前后大量出现的各种新编、续编、续新编等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间，在内容乃至体例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些版本，像1888年葛士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在传统照六部分门别类、架构知识的基本体裁外，增列了洋务一类，并在内容上呈现少数、个别和百科全书类似的风格。而甘韩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更径以《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为书名。在洋务大潮中，有两位外交官为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就是马建忠和钱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