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正因为礼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当人们一谈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会将其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众所周知的指称概念—“礼仪之邦”或“礼义之邦”。但问题是，这两个用语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别？其历史演进脉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诸如此类问题，虽然已经受到关注，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从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礼的相关论说来看，虽然“礼仪之邦”“礼义之邦”屡屡呈现，但对两者的剖判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却罕见专门辨析，近年来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江苏宜兴中学的钱秀程先生于2004年发表的《“礼仪之邦”应为“礼义之邦”》（《语文知识》2004年第6期）一文，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注目于此者的文章。该文虽然篇幅短小，但观点鲜明地强调：用“礼仪之邦”是错的，应使用“礼义之邦”。在作者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作为道德标准，一贯重视制度品节，提倡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推崇为正义而献身的操守。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被称为"礼义之邦"。这样的"礼义之邦"才是值得自豪的，如果仅是注重行礼仪式的"礼仪之邦"，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此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能宪先生，更连续发表《岂止一字之差—“礼义之邦”考辨》《“礼义之邦”考辨》（见《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7日、《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等文章，对“礼仪之邦”“礼义之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两位先生对“礼义之邦”的研究和强调，引人深省。不过，观诸史料，对于这一问题尚可作进一步厘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