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入关后开始颁行以西洋历算方法编制的时宪历 (乾隆朝改称“时宪书”) , 直到清亡为止, 其与国家典礼及生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时宪书自颁行之时起, 就在京师一地之外, 加入了各直省的日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列表, 为以前历朝历书所无, 堪称一大创举。随着清朝的开疆拓土, 这一部分内容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在康雍乾时期, 时刻列表内陆续增入各蒙古、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政治单元, 体现了清代中国领土的演变、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以及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关键词：清代 钦天监 时宪书 直省 边疆

　　清入关以后, 开始颁行由钦天监根据西洋天文知识和历算方法编制的新式历书, 并取名“时宪”, 除康熙初年历狱期间外, 年年颁行, 直迄清亡。学界有关清钦天监和时宪书的研究, 仍主要归属自然科学技术史分野, 但从相关的人文角度进行观察亦方兴未艾。①本文试从清代政治史的角度, 通过对时宪书内时刻列表的多角度分析, 展示清代中国的时间、主权、领土和礼仪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 同时探究清代中央与各省暨边疆各部之间是如何通过颁正朔来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地维系政治秩序, 以期窥察时宪书所发挥的体现与强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延伸国家行政统治力, 以及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共同记忆的重要作用。

　　一、宪天民:时宪书的出现及基本内容

　　历法事关天文地理, 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君权天授有着密切关联, 故历代均对历算之学严加控制, 确保其术不出皇家司天机构, 更不能为一般官僚及庶民接触和研习。明洪武三年 (1370) 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 进一步强化对天文历算的控制。六年, 又规定该监人员“永远不许迁动, 子孙只习天文历算, 不许习他业, 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①《大明律》也禁止私习天文, 导致该监之外极少有人懂得历算知识。明代历书名曰《大统历》, 系采用元郭守敬等于至元十八年 (1281) 编成的《授时历》。《授时历》精确度较高, 但在大德三年 (1299) 和六年出现过明显误差, 明“成化以后, 交食往往不验, 议改历者纷纷”。②明末, 欧洲耶稣会士将当时欧洲的天文历算知识介绍到中国, 正好满足了这一改革需要。崇祯二年 (1629) , 钦天监推算当年五月初一日的日食时刻再度出现失误, 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使用西洋新法推算无误, 礼部也列出了《大统历》、《回回历》和新历三种历法推算的日食时刻, 证明新法最为精确。这年九月, 徐光启即领衔在宣武门之东开设历局, 延揽耶稣会士邓玉函 (Johann Schreck) 、罗雅谷 (Giacomo Rho) 、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等入局, 以新法编纂历书。他们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Tycho Brahe) 的天文学说, 以崇祯元年为历元进行推算, 于1635年修成《崇祯历书》, 凡137卷, 却因种种原因未能颁行新历。1644年夏清军入关, 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将这部历书加以重订, 命之曰《西洋新法历书》, 凡103卷, 呈递摄政王多尔衮, 迅速获得认可, 汤氏本人也以治理历法之名行管理监务之实。当年七月, 多尔衮命名新历为“时宪”:“用称朝廷宪天民至意, 颁行天下, 以明年为顺治二年。”①“时宪历”的名目就此确立, 至乾隆元年 (1736) 为避帝讳改称“时宪书”, 简称“宪书”。又因作为皇历的宪书在颁发时多裹以黄绫, 故民众常以“黄历”称之。②

　　清入关前在盛京 (沈阳) 所推行的历书以《大统历》为基础。1637年 (清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 即成为清属国的朝鲜, 曾获得过清廷颁给的与《大统历》“大概相同”的历书。③历书对朝廷而言, 最重要的功能是每年的颁正朔, 授民以时。清入关伊始, 即获前明积十余年之功编成之新式历书, 使颁朔这一至关重要的国家大典变得轻而易举, 对清政权的后续稳定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④《清史稿·时宪志》就此评论曰:“光启等齗齗辨论, 当时格而不行, 乃为新朝改宪之资, 岂非天意哉!”⑤此外, 负责编制历书的钦天监, 作为一个技术化程度很高的衙门在1644年整体上由明入清, 使得徐光启开设历局以来融汇的中欧历算知识得到了极好的保存和传承。⑥钦天监以外, 其他机构或个人不得私编或伪造历书。自顺治二年, 时宪历封面上即印有“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 伪造者一律处斩, 有能告捕者, 官给赏银五十两, 如无本监历日印信, 即同私历”的字样。①在康雍乾三朝, 这段文字几经改易, 但都旨在强调钦天监所颁历日的权威地位。②

　　顺治以降, 宪书总体分为御览时宪书和通用时宪书两种。御览时宪书供内廷使用, 钦天监颁发各省的是通用时宪书, 亦称民用时宪书。两种宪书在内容结构上基本一致, 均首列都城节气时刻、次列太岁干支年神九宫等。最重要的差别有两处:第一, 御览时宪书内有关祭祀、祈福等铺注内容多达67项, 通用时宪书内只有37项;第二, 通用时宪书内包括了各省、各蒙古和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区的日出入昼夜和节气时刻表, 而御览时宪书不列此表。③至于铺注宜忌, 在华教士多视之为中国迷信, 但在中国历代历日中铺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时宪历亦概莫能外。汤若望曾在《新历晓或》中特别解释说, 时宪历在推步方面采用西法, 但“该监铺注, 尚仍旧例, 非西洋天文实用之铺注也”。④为了梳理教会内外人士对铺注一事的意见, 汤若望还在康熙元年 (1662) 专门写过《民历铺注解惑》加以论说。⑤在实际生活中, 通用民历恰因铺注宜忌充当了很多人趋吉避凶的指南, 更有将历日变成日历者, 把走亲访友、邻里借贷、雨雪时刻、家人诞辰忌辰等都记诸历书。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