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纪产生嬗变至今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冷战为重要时间节点，经历了乐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历史嬗变，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尽管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本质上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文明；西方文明中心；乐观主义；悲观主义

　　世界历史观视阈中的西方文明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特指近代以来发端西方、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文明。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观和体现“世界精神”的哲学思想，形成于18世纪，于19世纪达到鼎盛，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西方文明进步、进化思想。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演变为悲观主义的文明倒退论、文明循环论、文明停滞论。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理论成为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主要流派。总体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经历了乐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历史嬗变。当今，在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国际竞争重要形式的形势下，在以文明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透过西方的种种所谓文明现象把握其背后本质，辨别西方文明的真伪优劣，而且对于我们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文明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将沿着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加以评述与论析。

　　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18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日益频繁，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日益体现为竞争、市场、自由、私有观念，这些现实和思想条件使得西方社会对于自身文明具有了独特的自我意识。尤其是，西方社会开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独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由于受到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思潮的催化，日渐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心理和社会性格，并逐渐嬗变为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文明观。具体地说，经历了乐观主义的线性文明进步观——具有多样性因素的西方文明进步观——乐观主义基调下的社会文明进化思想三个历史演变时期。每一历史阶段的思想嬗变，均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特征与诉求。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西方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快速进步，虽然该时期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有所显现，不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正值加速上升期。因此，此时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主要表现为乐观主义的线性文明进步观，凸显了西方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极度自信和无限憧憬，担负着对内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对外进行殖民传播的历史使命。例如，法国哲学家孔德试图从西方文明中演绎出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孔德基于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历史就是文明的一般运动，西方文明是历史的普遍现象，“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1]法国思想家戈比诺则直接声称“一切文明皆来源于白种人”。[2]对于此类西方文明单线进步思想，欧洲史学家吕贝尔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他揭露道，这种文明与否的判断以欧洲文明为标准，因而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3]

　　19世纪中叶起，近代工业社会矛盾加剧、欧洲内部的战争和革命纷起开始打破有关西方文明是世界榜样的迷信，西方文明单线进步思想受到质疑和挑战。突出表现在，地域、民族等因素开始作为文明与否的评判标准。就连语词上，文明也开始以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出现。这些都表明，文明只属于西方社会的单线文明进步观，开始受到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冲击。然而，持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思想家们仍然固执己见，认为只有西方才能产生和发展文明。例如，基佐就认为非西方文明只具有单一性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具有多样性因素的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4]巴克尔则以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坚持认为“非欧文明”不能“久善”，“国民之进化，自由之政令”皆源于欧洲文明。[5]

　　随着19世纪下半叶自然进化论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乐观主义基调下的社会文明进化思想也日益兴起，达尔文、鲁布克、泰勒成为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代表人物。达尔文曾断言西方的一些民族“由于拥有足够数量的赋有高度理智与道德能力的人”，所以能够高踞于文明的顶峰。[6]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第一人的英国政治家约翰·鲁布克则认为现代欧洲人经过生存竞争，已经发展到了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比“野蛮人”先进。[7] “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更是明确提出文明是具有“进化”涵义的概念，文化水平优于其他人种是西方文明人的显著标志。[8]

　　总体来看，18-19世纪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世界历史框架下的理论产物，摒弃了文明彼此隔绝的狭隘世界观，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世界视野，对资产阶级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因而在其时代条件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各类乐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往往被用来为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统治、扩张海外殖民活动服务，一厢情愿地使“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另外，从思想逻辑上看，这些观点具有不同程度的逻辑缺陷。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理性的进步，从而存在唯理论的色彩；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存在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或是把西方文明看作是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决定的，视文明产生于人之外，否认人在文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存在先验主义宿命论色彩。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的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如果说工业化是19世纪的历史主题，那么全球化则是20世纪的时代主题。在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以进步论为标志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遭受到环境、资源、气候等人类共同性问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诘问，从而宣告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在世界格局中的霸主地位动摇。不仅如此，20世纪初在以个体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化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重重，西方大国之间相互倾轧、暴力相向，甚而激化为两次世界大战。可见，这些社会现实中的重重矛盾充分显露了西方文明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在此背景下，诸多西方学者出于对西方社会持续发展的忧虑，以及对西方文明日薄西山的不甘，开始逐渐放弃用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来褒扬自己、贬抑他者，从而使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具有了浓重的悲观主义基调。

　　悲观主义文明观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出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思想，他宣称人类文明史是不断循环和倒退的历史。[10]近代以来，黑格尔则把人类文明终结和止步于欧洲，认为“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点”，欧洲文明已经是精神的自我完成，是终极的、最完善的。[11]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技术理性的文明危机日益加重，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描绘出了一幅文明倒退的黯淡西方社会图景。可是，斯宾格勒仍然不承认文明具有多样性，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文明。他高度评价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于美洲土著居民的血腥屠杀、对于墨西哥和秘鲁的野蛮征服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的人”进行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12]从而，在根本上否认西方对外殖民活动的侵略本质，反而正当化为传播文明的“义举”。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深受斯宾格勒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观的影响，同时，汤因比本人也目睹了经济大萧条下盛世消逝、世界大战灾祸横生的西方文明危机，从而他对西方文明的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汤因比提出的“挑战——应战”模式下的文明循环理论显露出了他的西方文明中心观点。在他看来，历史即是文明（文化）。所以，他以文化因素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在文化得势和失势的对比中，提出失势方只能通过“全心全意的最高限度西方化”，才“或许能拯救自己”。[13]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和争霸格局形成，西方文明中心格局在事实上已经被打破。不过，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世界统治、西化和分化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寻找到了文明终结的话语，提出现代文明只能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提出，只有西方文明带动了现代化的历史，非西方国家也是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的。现代世界技术文明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系”。[14]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则把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看作仅仅是向资本主义的单向趋同，恰如他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高于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只得单方面趋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15]

　　与18、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相比，20世纪以文明倒退说、文明循环说、文明终结说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客观上承认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以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从而对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产生了深远的现实促进作用。然而，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基于文化本体论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却过分偏重于文化在文明进步史上的重要性、夸大了杰出人物在人类文明社会史上的作用；沃勒斯坦、罗斯托的西方文明思想混淆文明发展的内外因，把西方文明视为社会主义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给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信仰全部贴上文明的标签。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资本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发展道路，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狭隘视域。

　　三、冷战结束以来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西方文明中心思想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掌世界经济、政治等国际事务特别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然而，西方文明内在固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尖锐冲突并未解决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袭击、街头枪击、金融危机、占领运动等事件深刻凸显了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作为对于世界主导地位和自身固有矛盾的理论反映，冷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既体现出对西方文明缺陷的无可奈何，又表现出对于西方社会制度的强烈自信，从而呈现出了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特征。

　　随着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乐观地认为人类如何组织自身的大问题已被解决，人类文明的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他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16]深受这种思想影响，克林顿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均坚持全球民主化战略，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不惜对“非民主”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政府使用武力。不过，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遭受重挫及其“民主”计划实践恶果的暴露，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巨大压力，福山的思想也开始悄然转变，最近他也不得不悲哀地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中国的。[17]

　　深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则提出了“普世文明”的观点。他虽批评西方国家是文明的践踏者，却始终坚持认为西式现代化是唯一的现代文明道路。与之相类似，美国国际战略学家福阿德·阿扎米公开宣称：“美国应将对伊战争作为突破口，把整个中东地区推向现代性，以革除那里的腐败与停滞的政治制度。”[18]不难看出，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虽然不直接使用西方文明中心的话语，代之以“普世文明”的概念，但是在他们看来，现代文明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种模式，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未一统天下，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东亚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快速增强，日渐主张自身文化价值。作为对此现象的回应，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思想。他在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中，把普世文明阐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号召西方社会团结起来对付来自非西方的挑战。[19]显然，这一言论表露了亨廷顿作为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从内心深处对西方命运的忧虑。

　　近年来，随着西方大国日渐失控的社会冲突和生态危机加剧，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了“冲突文明论”思想。他在2011年3月出版的《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一书中指出，占据文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模式已经制造出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冲突为本质特征。但是，弗格森毫不否认西方文明模式的世界唯一地位，从而表露了他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在他看来，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作为六大文明因素使西方文明应该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今西方文明正在影响亚洲，亚洲正在向西方价值观趋近，正如他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失败，不如说是西方的胜利。[20]

　　毋庸置疑，“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普世文明论”、“冲突文明论”等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思想在宣扬西方文明中心的同时，也间接承认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的发展道路。但是，持此类观点的欧美学者或者认为文明终结于西方，或者自信地认为西方文明模式将普世存在，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企图让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加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以满足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国际霸权地位。实质上，这类思想建立在人性驱动论和历史普遍论、趋同论、终结论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基础上，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其看似客观科学的理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动机。

　　四、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历史积极性与局限性

　　通过观察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看出，以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冷战为重要时间节点，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经历了乐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文明观——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历史阶段，这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高度的历史契合。这表明，西方文明中心思想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

　　然而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21]。我们看到，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明中心思想通过西方国家自我中心主义式的文明传播，对西方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

　　在18-19世纪的旧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往往借文明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正如1789年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时动员道，“士兵们，你们要去从事的事业是征服，这一征服将对文明产生无法估量的意义”。[22]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上处于无与抗衡的唯我独尊地位，他们妄自尊大地以为自身文明是唯一的、普世的，于是乎，文明便成为独属西方的、排他性的概念。一时间，“西方文明”与“文明”划上了等号。这种西方文明中心思想狂妄至极的体现就是世界大战，正如1914年至1918年的“一战”就俨然以“文明”为旗帜，英国及其协约国的战争领袖高呼，“你们是在为文明而战”，士兵们也盲目地应声附和，“为了文明的缘故，大家参军入伍吧”。[23]

　　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新殖民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战略家又极力在全球推行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他们把西方制度美化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软硬兼施地胁迫第三世界国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其恶果是，许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廉价资源产地。尤其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这些患有不同程度西方依赖症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在国民经济上深受其害。诚如非洲发展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国家财政盈余占GDP比例从2008年的2.8%降至2009年5月的－5.8%，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降至2009年5月的－5.3%。[24]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西方文明中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作辩护。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致力于建构一个“中心—边缘—外围”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在建构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外围”世界思想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终结”、“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表象下，文明也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用来作为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法宝。实质上，在西方播撒文明的诱惑性话语背后，暗藏着妄图进行公开或隐蔽侵略的野蛮目的，这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25]

　　不仅如此，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还折射出扭曲化、极端化的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情感。“西方国家认为‘文明’这一进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26]。

　　除此而外，这些流派众多的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逻辑缺陷。其一，主观先验地认为“中心”的权利与生俱来，并由西方本身的内在素质所决定；其二，形而上学地根据地域、种族、民族、文化等某种特定因素的优劣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进而认为非中心的人类对世界历史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即使作出贡献也是在西方人的影响下才开始的；其三，公开或隐晦地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在全球推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实质上是一种价值独断论和唯我主义的思想。

　　总的来说，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在人类文明思想史上的作用功不抵过。实质上，“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27]。今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深化，西方文明中心思想还会继续演变出各式各样的新形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跟踪这类思想的演变路径，不断强化对这类思想的鉴别剖析能力，警惕这种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新型话语工具。

　　参考文献:

　　[1] 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危机》[M] ．北京：三联书店，1961：311．

　　[2] Bruce Mazlish,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0.

　　[3] Helen Liebel, the historian and the idea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Dalhousie review, vol.47, 1967-1968, p.455-466.

　　[4]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 ．程洪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8．

　　[5] [英]巴克尔：《英国文明史》[M]（篇二上）．北京：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1-7．

　　[6]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M]．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6-217．

　　[7][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M]．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

　　[8] [英]E·B·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0-1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10] [德]G．施瓦布：《诸神的传说：希腊神话故事》[M]．戴欢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0-12．

　　[1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10．

　　[12]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 (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19， 141．

　　[13]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M]（下）．曹未风，周煦良，耿淡如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2．

　　[14] [美]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

　　[15]罗文东：《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流派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334．

　　[16]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0．

　　[17]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J]．《求是》2011（4）：64．

　　[18]V.S. Naipaul, 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 The 1990 Wriston Lecture, The Manhat-ten Institu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0 October 1990, p.20.

　　[18]孝文：《标签新闻》[J]．《世界知识》2003（5）：6．

　　[19]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3-45．

　　[20]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11, p.7-10.

　　[21]《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8．

　　[22]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16．

　　[23] [英]克莱夫·贝尔：《文明》[M]．张静清，姚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

　　[24] 孙立鹏：《粮食危机+金融危机 穷国贫困化日益加剧》[DB/OL] .http://www.chinanews.com/gj/gj-fxpl/news/2009/08-25/1833986.shtml.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0．

　　[26]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16．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1] 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主导了经济全球化。从而，标志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参见罗文东：《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红旗文稿》2006年第20期，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