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海上丝绸之路与人类文明进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学者,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城市发展”、“古代海上交通与商品贸易、技术传播”、“历代官方对海上贸易的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科技考古深层反映物质文明交流

　　两千多年来,广州持续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及友好和平往来。南京大学教授刘迎胜表示,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

　　科技考古能从更深层面反映物质文明的交流情况。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李青会,对广州汉墓出土的250件珠饰进行了化学成分体系、主要矿物元素、微量元素特征等方面的技术分析,同时又将广州汉墓出土的珠饰与广西合浦、江苏、云南、湖南,以及东南亚、南亚出土的公元前500年至500年间的古代珠饰进行比较后发现,广州汉墓出土的珠饰来源多,有从东南亚引入的,也有从国内其他地方传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城市。

　　近年来,有关佛教是从陆路还是海路首先传入中国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讨论。中山大学教授姚崇新认为,道路的开通是宗教传播的前提条件之一,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在讨论宗教传播问题时,将交通路径与宗教传播之间的关系简单化,认为只要道路开通了,道路一端所在区域的某种宗教就会随之传入道路另一端所在的区域,同时,道路沿线的区域也应是传播的必然区域。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预设,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道路的开通只是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道路一端所在区域的某种宗教是否会随之成功传入道路另一端及道路沿线,还取决于其他条件,特别是传入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姚崇新表示,目前所见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证据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中出现的“小浮屠里”的地名,证明在东汉时期佛教已经对敦煌地区产生一定影响。至于由海路传入中国的佛教历史,还需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

　　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视野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越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新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应局限在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范围内,也要关注“新”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地区,只有这样,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才能更长远、更宽广。李庆新认为,应当充分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华侨、商团等的研究,这些人或团体在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文明交流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他以非洲华人研究为例,认为进一步发掘海上丝绸之路华侨华人历史,可以给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新空间、新启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年学者燕海鸣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贸易往来,贸易往来又促进了人员流动,人员流动则带来文化交流。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的资源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文化均在中国留下遗迹,这反映出中国人对于外来文明的包容心态。他也认为,深入挖掘以人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有助于我们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