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身份、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所思所想有异,因此,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与身份相应,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身份、知识结构、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关键词:汉代/作家身份/知识结构/文学言说

　　作者简介:杨允,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辽宁 锦州 121013;许志刚,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辽宁 沈阳 110036

　　标题注释:2013年度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类型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13YJA75106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研究”(11FZW006)。

　　文学主体的社会身份、知识积累不同,必然导致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感受及审美取向有异,见诸文学表现,即形成了文学言说的内容、方式、风格等的个性化特征,形成了身份、知识与文学创作的相关。汉代文学主体身份呈现多元化态势,既包括帝王妃后,公卿大夫、郎官、史官,也包括太守郡丞、郡县小吏,以及岩穴隐逸之士,在不同的社会身份及知识背景下,这些以个体身份呈现的文学主体运思泼墨,创作出了大量彰显个体身份特征的诗文辞赋,铸就了色彩纷呈的大汉文学。本文仅从作家身份及知识体系的差异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趋向予以探讨。

　　一、汉代作家社会身份的不同类型

　　汉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兴盛期,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居于不同社会身份的作家耽思运藻,为文为赋,亮丽了汉代文学的天空。依据汉代文学主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可将其分为尊贵层、上层、中层、下层、隐逸五个类别[1](p.135)。这五个类型的文学主体,既有居于社会等级结构最顶层的、权倾天下的天子,也有为汉王朝藩卫一方平安的诸侯王;既有协天子佐理政务的“三公”,分管王朝各部门具体事务的“九卿”,也有出纳王命、为王朝重大建设献言献策的“大夫”;有“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的郎官,史官,郡县小吏,也有幽隐山林市井、无涉政事的“岩穴之士”。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构成了汉代作家的多样形态。对于这一点,班固的《两都赋序》曾有所揭示: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2](p.3)。

　　班固历数武帝、宣帝朝的著名作家,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这些作家社会身份各异,既包括言语侍从之臣,也包括御史大夫、太常、太中大夫、宗正、太子太傅。当然,班固此处只是列举了汉代社会等级和身份结构中的一小部分作家,其他如皇帝、后妃、诸侯王、史官、幕僚、郡县小吏、岩穴之士等身份的作家此处尚未提及。汉代作家人数之多、社会身份类型之多样,前人已有所发现,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二、汉代作家知识结构的多元繁复

　　汉代作家生活在一个学术知识多元并立的时代,尽管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曾使儒学一度成为名义上的“显学”、“官学”,但儒家之外的学说和思想从未彻底走出汉代士人的知识和思想世界。黄老道家、刑名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说,术数、医药、星历、音乐等知识,为作家知识素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外在条件。虽然由于时代久远,我们无法尽观当时知识界、思想家的全貌,但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的相关出土文献足可使我们透见汉代学术知识的斑驳多样。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孙子佚文、《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守法守令》《务过》《为国之过》《唐勒》赋、佚书政论、兵法、阴阳、占侯之类数十篇。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二十多种,主要包括:《老子》甲本及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及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六十四卦》《二三子问》《系辞》《要》《昭力》《缪和》《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相马经》《筑城图》等;《养生方》《胎产方》《合阴阳》《十问》《天下至道谈》等。

　　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竹简主要包括:《周易》《庄子》《吕氏春秋》《万物》《苍颉篇》《诗经》《离骚》《涉江》。

　　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主要包括:《太公》《文子》《日书》《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等。

　　上述汉墓从汉初到宣帝时期,出土文献既有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著述,又有《诗经》《离骚》、汉赋等文学典籍,还有医学、养生、气象、犬马等方面技能知识,这表明当时有关知识、技能的文献十分丰富,传播地域广泛。汉代作家正是在这样一个内蕴繁富、多元并存的学术思想空间,涵养储纳个人的知识养分,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并借此进行理论思考与文学言说。

　　学术思想的丰富蕴藉,决定了汉代文学主体知识结构的复杂多样。董仲舒、班固具有典型的儒家知识背景,晁错文章彰显法家话语风范,主父偃言辞多纵横长短之术,司马相如恢宏的艺术想象与博闻多识的素养融合,蔡邕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他在术数、天文、音律方面的修养,司马迁的文学、史学、哲学修养成就了空前绝后的巨著。

　　三、身份、知识结构差异与文学言说的异彩纷呈

　　任何文学言说都是创作主体既定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下的言说。不同的作家,因其知识构成及学术修养不同,必然导致其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评介,乃至个人的审美取向、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文学言说的内容、主题、话语方式及文体风格等方面的个性化特征,形成了主体知识与文学创作的相关。

　　(一)身份差异与言说内容之异

　　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在某种社会身份下的言说,对于汉代文学创作来说更是如此。汉代的许多作家都具有官场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官职身份的主体,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所思所想有异,因此,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题材的明显差异。

　　如皇帝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塔尖”的位置,拥有御宇天下的权力和责任,因此,皇帝的言说不仅“一言九鼎”,“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更重要的是,“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3](p.358)为了彰显天子言说的重要、独一无二,“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3](p.358)将制、诏等确定为天子的专用文体,通过它们发表安社稷、抚黎民的重大决定及规则。作为代天理民的天子,皇帝诏书的内容皆关系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等大事。典型如汉高祖的《罢兵赐复诏》《定口赋诏》,汉文帝的《除诽谤法诏》《日食诏》《遗诏》,汉景帝的《定孝文帝庙乐诏》、《击七国诏》,汉武帝的《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诏》《求贤诏》,汉宣帝的《减盐贾诏》《嫁娶不禁具酒食诏》,汉元帝的《免灾民租赋诏》《禁妨农诏》等等,无一不是关涉国家建设及百姓利益的大事,这种言说内容是由天子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与之相对,同样作为文学主体,但处于朝廷官职系统底层的侍郎,其文学言说的主要内容则与处于顶端的天子迥然有别。诸如武帝时期,长于文学创作的士子枚皋,曾“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4](pp.2366-2367)侍郎及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使他“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但其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朔也。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4](pp.2366-2367)从班固此文可见,枚皋的写作题材,完全是“应命承制”。如果说天子巡狩、封禅泰山、堵塞决河,还与朝政有所关联的话,其他如游观、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等则完全是娱乐潜兴,这些作品与皇帝诏书所言相去甚远。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乃是言说主体的社会身份决定的。皇帝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的诏令言说必须关乎社稷民生大事,而枚皋作为言语侍从之臣,作为侍郎,他的文学言说必须以取悦天子为目标,因此,“其文骩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亵渎贵幸”[4](p.2366)。之所以如此,乃是其社会政治身份决定的。

　　再如,同样居于汉朝廷官职系统底层的史官,其言说内容也鲜明带有自身的身份特征。“史”的本义是记事之官,《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5](p.235)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春秋以降,史官设置及职责有所嬗变。汉代的史官显见于史书的有二:一是“太史令”,二是“兰台令史”。由于史官的职责涉及记载史事,编撰史书,因此,其中许多人积淀了自觉的身份意识和丰厚的史学素养,在“秉笔直书”、记录国家大事和帝王言行的同时,也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美文佳作,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身份和知识结构色彩,典型代表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概述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司马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这样的家世令司马迁感到自豪和荣耀,同时也为他日后的撰述打下了旁人无法企及的家学背景暨史学根基。

　　司马迁早年即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已学会篆字,能诵读用篆字书写的先秦古文。同时,他很重视实地考察。20岁时,漫游历史名城,访求轶闻遗说,又奉命出使西南巴、蜀、邛、笮等地,深入实地了解各地的历史掌故,收集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除了耳濡目染之外,司马迁还受到良好的史官传统教育。这些史学素养为他日后的史书撰写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临终前对司马迁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p.3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