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历史学博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3-1994,2002）、美国匹兹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7-200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课评议组成员（2015年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西亚考古、中国北方青铜时代考古。主要学术论著有《两河流域史前时代》、《北方先秦考古论集》、《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等。

　　一、入门原因

　　中国考古网记者：您作为工农兵学员，为什么选择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

　　杨建华：当知青两年半以后，第一次往上抽调，我恰恰赶上招生,报了名之后被推荐上来，当时我报考了医科大学和卫校，结果被录取到了吉林大学考古系。能够离开农村上大学，对专业并不挑剔。但是对我来说，喜欢上考古确实花了很长时间。

　　学生时代的杨建华教授

　　1980年参加白燕遗址的发掘（左数杨建华、王克林、黄景略、张忠培）

　　二、西亚考古

　　中国考古网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是国内较早从事外国考古的研究者，很难想象，在那么早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从事西亚考古研究的呢？为什么选择西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杨建华：上了大学，开始我对考古不太感兴趣，就把精力放在学外语上了，我真正喜欢上考古，是大学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考古可以真正通过资料研究问题，经过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觉得这个学科还挺有意思。留校以后就到了外语系跟本科生学了两年外语。1981年读林志纯和张忠培老师的硕士，培养我从事外国考古。林志纯先生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近东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我就是从那本书开始一点一点学西亚考古的。当时，林志纯先生为什么在世界史研究领域那么超前，因为他主要翻译《剑桥古代史》。《剑桥古代史》是七十年代最新的研究，里面有关于农业起源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他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他推荐我看这本书，我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世界史的书了解这些新的发现与研究，逐渐将张忠培先生的考古学方法和林志纯先生的世界史知识结合在一起，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是主动学外国考古的，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学外国考古有那么多难处，只想着发挥自己外语的优势，怀着一种好奇心。

　　我出国是很晚的事情了，其实主要还是在国内收集资料。我去剑桥是1993年，是和Joan Oates博士学两河流域考古。当时我的《两河流域史前时代》那本书已经出版了。社科院考古所的资料非常全，所以林沄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感谢夏鼐先生。夏鼐先生特别有眼光，当时虽然没有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重要的杂志他全订了，比如《Iraq》、《Sumer》等，很全面。所以我才能在没出国之前就能写出那本书来，当时也没有网络，但是我已经认识Joan Oates和Norman Hammond，有时我和他们通信，可以从他们那儿复印点资料。那时候复印费很贵，他们还邮寄过来。这样就能保证像Sawwan（索万）遗址、Yarim（耶里姆）遗址，我这里有多次发掘的全部简报。当然那时资料也好收集，做西亚考古研究的只有英国和美国学者，期刊也少，所以资料收集齐全相对容易，而且只要懂英语全能看懂。不像现在，现在做两河流域考古要收集全资料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981年诺曼?哈蒙德教授在吉大讲座期间担任翻译（右一）

　　中国考古网记者：1993到1994年，您在剑桥大学期间，有什么收获？

　　杨建华：当时在剑桥大学，Joan Oates博士对我特别好。她每周拿出一定时间与我讨论，我在与她讨论的时候，她对我在西亚、两河流域资料的熟悉程度方面感到吃惊。当然那个时候资料有限，尤其是做硕士论文的时候，资料确实很熟悉。在剑桥大学期间除了跟Joan Oates博士会谈，主要的时间就是泡图书馆。在剑桥大学最大的收获是对当时两河流域考古研究有了全面的掌握。之前只是根据报告、简报等资料做了分期并建立了时空框架，是在不了解他们研究方法的情况下，按照中国考古的方法来对那些原始资料进行梳理。

　　在图书馆里，我是将笔记和复印二者结合起来的，有些图画起来太费劲就复印，但是整本书的复印还是感到资金不足，太沉的资料带回来也不方便。

　　我对当时西亚考古研究的整体印象是，在剑桥大学做西亚、两河考古的学者应该说是顶级学者，西亚、两河考古是世界考古的擂台，各个国家都去做，但当时是以英、美学者为主导，尤其是史前考古这部分。那时已经有新考古学了，但是这些学者进行的两河和西亚考古仍然是从实实在在的考古资料出发，但是它又能上升到新考古学所关注的社会发展、文明起源等问题，它的研究是从下到上非常完整的，具有很多个案。我们通过对这些个案的了解，知道外国人是怎样考虑问题的，在研究些什么。这种对实际案例的学习，要比抽象的理论方法实用很多。

　　1993年于剑桥大学

　　中国考古网记者：您的硕士论文是《试论萨玛腊文化》，里面讲到乔加?马米过渡陶（ChogaMami Transitional Pottery），这应该是您的首创吧？

　　杨建华：这个名词不是我的首创。我是分析了它的来源。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用英文介绍出去。我现在觉得以后迟早他们会发现中国早就有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了。外国人研究异国的考古学具有什么优势呢？以前我认为外国人接触不到实际资料，他们的研究有点隔靴搔痒。后来我看了宫本一夫先生写的《从神话到历史》之后，感觉他是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角度来划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中国人是把中原与四周地区划分开，而他是将其分为南部的农业和北部的游牧，这种划分具有更大的视角。通过这个事情，我发现研究两河流域方面可以用中国的方法来看待两河，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这增强了我们从事外国考古的自信心，我们中国人研究国外考古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中国考古网记者：您2014年出版的《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一书中提到，从事西亚考古30多年，可谓10年磨一剑，您30年磨出了三把剑，能跟我们谈谈这“三把剑”吗？

　　杨建华：这“三把剑”我是这样想的，第一个是我去剑桥大学之前，这把剑就是我的《两河流域史前时代》那本书，是用中国考古的方法重新全面地梳理了两河流域的原始资料，是对时空框架的建立。第二个是1993-1994年和2002年两次去剑桥大学，在这个期间，我看到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成果之后，从事了一些个案研究，比如交换方式、聚落的演变等方面，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把剑”，都是从国外的成果出发，结合自己看到的资料做的具体研究。第三个就是2014年出版的《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这本书，把我建立的时空框架和后来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梳理。这本书体现了之前的个案研究在我的整个框架内所占的位置，构成一个体系。但是张忠陪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了，其实这“三把剑”就是一把剑，就是西亚和两河流域研究的这一把剑的三个阶段。其实我是三十年磨了一把剑。（笑）

　　现在看来当时的研究很有阶段性，但当时就是跟着感觉走，并不是硕士阶段接触西亚就打算十年干这个，十年干那个，这个不需要计划。实际上这更体现了学科内在的发展规律，就是我原来提出的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首先是建立时空框架，然后是重建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是一些个案的研究，或者叫做透物见人，最后上升到发展规律的认识，现在叫“过程考古学”。

　　2002年于剑桥大学与伦福儒教授合影

　　中国考古网记者：您还做了一些西亚、中国、美洲的比较研究，如《美国西南部史前聚落形态及其比较研究——兼论文明起源的动因》、《试论文明在黄河与两河流域的兴起》等，您觉得不同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

　　杨建华：两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比较研究是发展过程的比较，例如黄河流域与两河流域是怎么进入国家阶段？它们的早期国家有哪些不同？一定要从根源上找原因，在史前时代它们的发展道路就有区别。我在《试论文明在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兴起》中谈到，首先家庭模式不同，两河流域是扩大家庭，黄河流域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对血缘组织有很大的依赖，氏族比较发达。其次是分工和交换的不同，比如两河流域的印章很早就有，因为需要交换，确认物权，表明这个东西是我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交换的作用不那么突出。最后是文化发展模式不同，他们有人群的交流，使得文化经常被替代。中国新石器时代六个分区，相互之间只有文化因素的传播，文化没有像波浪一样传过去然后再回来，所以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但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根基，相互融合之后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两河流域则是哪个文化先进就取代其他文化，发展速度快，但缺少源头。这也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正好处于各种力量争夺的地区，所以后来波斯帝国把它灭亡，然后马其顿希腊化，最后又是阿拉伯，这与它史前的发展模式是有关系的。

　　与美洲的对比则是比较偶然的，看到资料后觉得可以这样解释，房屋的群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形成过程，由地下逐渐到地上，周边共用一个地下的原有的房屋，变成了Kiva，也就是祭室，所以导致地下的祭室内祭拜的是所有周边这些地上房屋的共同祖先，它的存在使得血缘纽带极为紧密，所以北美洲最后也没有进入到国家层次。

　　不同地区考古学的借鉴主要是从发展规律上看，每个地区都有不同，就要寻找其中原因。方法上也可以借鉴。西亚考古比较注重聚落的研究，但是缺乏对聚落发展历时关系的纵向比较。聚落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最微观的是一个房址内的设施及布局，第二是聚落内各种建筑之间的布局，第三个是一个地区不同聚落之间的布局。按照这三个层次就可以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前两天我看到张忠陪先生说的时间、空间、遗存和人，这就是一个比较的方法。考古学方法通了之后，大道至简。这种比较能够得出很多东西。两河的聚落我分了几个阶段，实际就是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所以就西亚来说，有来自各国的学者，但其研究方法并没有实质差别，考古的方法还是大家公认的东西，但具体到细节，比如技术层面上，一个探方打多大，留不留隔梁，只是这方面的差异，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在张忠培先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