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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宝利: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启鉴
2018年07月30日 09:35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路宝利 字号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普杜之辩;美国特征

内容摘要:作为一移民国家,美国本可照搬欧洲母国的发展轨道,但可贵之处在于,其选择了“在移植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的本土道路。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普杜之辩;美国特征

作者简介:

  原标题: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启鉴:“普杜之辩”研究

  作者简介:路宝利,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员,芜湖 241000

  内容提要:作为一移民国家,美国本可照搬欧洲母国的发展轨道,但可贵之处在于,其选择了“在移植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的本土道路。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成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走出欧洲框架的起点。其间,“普杜之辩”与综合中学“单轨”制所彰显的本土自觉意识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建构具有自身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启示;有关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效率与民主等多维冲突的讨论则为其它国家教育制度的创设提供了典范。

  关 键 词:中等职业教育 普杜之辩 美国特征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职业教育原创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A880045)研究成果之一。

  近代以降,在职业教育“西方话语”遮蔽之下,职业教育的“中国话语”几近丧失。值得关注的是,同在“欧洲话语”主导之下,美国并非如是。原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业已伴随1620年“五月花号”航船移植北美大陆,1910年,格奥贝格·凯兴斯坦纳(Georg Kerschensteiner)访美亦使德国职业教育模式悄然登陆。但是,欧洲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二元对立的“双轨”制并未在美国发生。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颁布,中等职业教育的“美国模式”得以形成,以综合中学为标志的“单轨”制确立。之所以如是,缘起于19世纪以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困境背后多维冲突的积聚,终于引发普洛瑟(Charles Allen Prosser)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John Dewey)民主主义阵营之间一场历史性论争,即“普杜之辩”(Dewey-Prosser debates),[1]并最终决定了20世纪初美国职业教育运动的方向与未来图景。

  19世纪,设若职业学校或公立中学任何一方顺利承担起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使命,“普杜之辩”则可能不会发生。然而,民主主义与自由教育的“双重”抵制,成为20世纪初期“普杜之辩”的序曲。

  (一)历史宿命

  1894年,美国历经百年工业革命,先后超越英、法、德等国而跃居世界首位。[2]工业革命的完成本需与之相应的职业学校支撑,但与欧洲有别,学徒制没落之后,职业学校并未勃兴。诚如菲舍(Berenice M.Fisher)所言,这是一“骇人的盲点,直至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颁布之前,联邦政府对职业学校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3]康纳尔(Cornell)则提醒:“美国各种职业学校之和,少于德国一个巴伐利亚州”。[4]

  对此,格兰特·维恩(Grant Venn)的答案一直为世人所接受。[5]维恩认为,该现象由两个缘由铸成:其一,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以原材料换取稀缺制品,断然不会因技工缺乏而受限;其二,大量欧洲移民弥补了美国技术人才的不足。但问题是,如若“欧洲技术移民导致职业学校发展迟缓”的解释成立,反之亦有道理。显然,维恩所提供的答案趋于表面化。思疑中,R.佛里曼·巴茨(R.Freeman Butts)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民主主义业已化作美国本土的文化元素,并成为中等职业教育演进中的重要坐标。[6]

  19世纪上半期,正当勃兴的工商业呼吁创办职业学校之时,遭致美国民主主义阵营抵制。对共和国开拓者而言,国家需要一种与之相吻合的教育体制。其间,与创制教育制度相关的民主主义阵营还包括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贺拉斯·曼(Horace Mann)及黑人运动领袖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t Du Bois)等杰出人士,与雇主阶层对抗的雇员阶层亦成长为不可忽视的民主力量。就民众而言,自身刚刚从学徒制中解放出来,不愿其子弟重返似乎专为穷人准备的职业学校。故公立学校诞生,职业学校则失去发展的政治基础。

  南北战争之后,依靠自然资源与欧洲移民业已无法适应工业的巨变。工商业界被迫将目光转向公立中学,但于公立中学又遭致自由教育传统的顽强抵制。只是,该传统是与本土功利主义哲学作为两股彼此相反的力量,交互影响着职业主义的命运。自由教育传统似乎具有更大的向心力,否则,文实中学、公立学校相继“蜕变”的局面则不会发生。

  1789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考察费城文实中学(Academy)董事会备忘录,令其失望的是“英语部”已经隶属于其他中学的古典文学系。至19世纪末,公立学校似乎与文实学校走上同样的道路,诚如贺拉斯·曼所批评的:“一千个人没有一人偶尔用到的代数,却叫2300多学生去学习,而人人即使做工都需懂得的簿记反而只有一半学生。”[7]

  设若民主主义即19世纪美国职业学校发展缓滞的根本原因,自由教育则是职业主义的宿敌,该传统在美国手工教育运动中再次凸显,这亦是20世纪初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极端警示自由教育之故。

  1879年6月6日,“美国手工教育运动之父”伍德沃德(Calvin M.Woodward)创办华盛顿大学手工训练学校,从而开启了美国手工教育运动。可惜,该变革依然固守手工课程的“普通价值”——心智训练。甚至,其心智训练价值亦招致质疑。哈里斯(Harris W.T.)甚至认为,手工课程不过是打弹子、掷圈游戏……不应在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8]职业主义再度陷入尴尬之境地。

  (二)职业教育运动

  20世纪初,德国工业崛起引发美国朝野震动,联邦与各州政府的支持使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最终化作一场运动全面展开,效率时代终使中等职业教育迟缓之势荡然无存。然而,凯兴斯坦纳访美影响了美国职业教育运动初期的道路选择,并为“普杜之辩”埋下火种。

  1896年全国制造商协会成立,遂成为公立学校变革最重要的推动者及“德国模式”最有力的鼓吹者。由于市场主体的独特身份,全国制造商协会敏锐地意识到公立中学“效能严重低下”。1898年,该协会发言人S.帕克斯·卡德曼(S.Parks Cadman)表示:“教给孩子们人道主义是重要的,但教给他们开挖沟渠、犁耕土地或旋动车床同样重要。”[9]一些商人甚至提出:工厂即学校。最终,纳税人代表的身份足以引起联邦的重视,这是于20世纪初能推进中等职业教育运动发生的核心因素。

  1910年,德国工业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其工业崛起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很快被美国工商业界所觉察。1910年,凯兴斯坦纳访美强化了德国模式的影响。遂手工教育在美国的重要地位消失,补习学校即进修学校勃兴。1912年起,普洛瑟出任全国工业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一职,故其思想受德国影响不足为奇。

  如果说,全国制造商协会的鼓吹与凯兴斯坦纳访美只是一种舆论宣传与思想准备,1906年《道格拉斯报告》则标志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效仿“德国模式”在州层面获得认可。在《学校的变革》一书中,克雷明(L.A.Cremln)视其为中等职业教育运动的肇端,缘于其示范效应。至1913年,已有康涅狄格、麻萨诸塞、马里兰、新泽西等9个州偏向“双轨制”,且该势头全无被遏制的趋向。但没有思想家参与的运动终究缺乏深度。19世纪以来职业主义困境所积聚的冲突,终由1913年伊利诺斯州事件引发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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