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建富，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处处长，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常州 213001)

　　内容提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农民工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城市人角色转变的再社会化过程，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过程。当前，人力资本缺失成为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因。为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构建以输入地和输出地衔接为重点的现代国民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体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校－企为主体、非政府组织为补充的职业教育培训体制，强化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补偿职业教育培训，加强对农民工市民化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配置与政策创新。

　　关 键 词：新型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 人力资本 农村职业教育培训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日益凸显。毋庸置疑，我国农村人口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大批农民已经或正在成为转移农民工，但从转移农民工到市民身份、角色的转变依然举步维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重大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目前，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比较多，而以职业教育培训视野来观察、研究这一问题还只是刚刚起步。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即以转移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人力资本障碍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职业教育培训的改革与创新发展。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

　　1.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所谓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过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而农民工市民化则是指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原有身份地位、职业活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变化，逐渐向市民角色转化的再社会化过程。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2]

　　2.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特征

　　基于对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读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本质与特点。

　　(1)农民工市民化是转移农民工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城市人角色转变的再社会化过程。

　　再社会化是个体舍弃过去接受的一套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学习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过程。[3]农民工再社会化即通过以职业教育培训等主要路径，对农民工进行与其原有社会化过程和内容不同的再教育从而成为市民的社会化过程。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地由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也不是单纯的由农民户籍、农民工身份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而是一个有机的社会融合，是通过农民工自身对已经形成的固有农村文化的逐步放弃，转而认同、接受新的城市文化和文明的再社会化，并实现与城市居民同质化的过程。在这个同化过程中，农民工以都市人为“榜样”和“参照系”，逐渐习得都市文化与文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价值观和为人处世方式，甚至包括自身兴趣爱好等个性的调整等，可以说，其整个外在的行为表现方式、内在的需要及精神面貌都受到城市文明和文化的熏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中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这一再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不是任何有市民化意愿的人最终都能圆上城市梦和幸福梦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其破除与城市居民同质性社会融入隐形桎梏的再社会化过程。

　　(2)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过程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农民工首先必须具有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包括具备就业与再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融入城市文明和文化的能力等等，所有这些能力的形成都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在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农民工能够逐渐形成包括价值观念、职业技能、都市文化和心理素质，甚至生活习惯等在内的知识与技能、思想和观念。这个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过程，而且，这一人力资本积累的质与量决定着其能否融入城市以及融入的程度。所以，没有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没有真正的市民化。

　　(3)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以社会心理为核心的全面适应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包括身份、生活、文化和心理等的全面适应过程，是一个对城市文化认同的过程，而在所有这些适应中，社会心理适应是农民工适应的最高层次。农民工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主要表现为其对城市具有更多的肯定性的积极评价，能够认同自己的市民角色、对自我具有肯定性评价、对未来充满信心、能够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具有幸福感等，人们也常常将这些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心理适应的重要内容和判断其是否市民化的主要标志。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幸福感是反映社会心理的晴雨表。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和肯定性评估，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是主体与现实生活情境的协调及自我达到完满统一的自我认同及自我欣赏的感觉，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4]所以，当农民工在城市具有了相当的幸福感时，就可以基本判断他们已经或者正在积极地融入城市。让农民工具有幸福感既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理想与目标，也是每个农民工梦寐以求的心愿。

　　(4)农民工市民化是渐进的复杂的城市融入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要发生职业角色的转变(由农民转化为工人)、地域空间的位移(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社会身份的转变(由农民工向市民转变)、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由依赖土地向依赖资本转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5]这一市民化的过程是农民工全方位的转变与适应。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首先需要解构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的乡村文明、文化与习惯，重构、认同和接纳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心理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早已习惯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等都必须以所在城市为参照进行全面的改变、调整与适应，这一过程难以实现跨越式的突变与突进，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

　　二、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人力资本障碍

　　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人，城镇人口首度超过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但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仍未获得城镇户口的以农民工为主的人群。[6]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到2013年末，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96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数据同时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7]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速度较快但质量不高，稳定性不够。一些研究表明，目前“钟摆式”、“候鸟式”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依然较高，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而不得不回流到农村。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大量农民工虽然实现了空间地域的转移和职业的转换，但还没有真正实现身份、地位和心理的转变。

　　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深、质量不高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贫乏。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转型、调优与升级的重要时期，需要大批有文化、懂技术的高素质应用性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由原来按户籍制度等分层，转变为按人力资本积累情况进行分层，人力资本积累状况正成为社会分层分等的主导性决定因素。但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良状态，已经成为其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1.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质量较低，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受限

　　人力资本存量是蕴藏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是处于原生态的、尚未开发的生产要素。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人力资本存量不低，但质量不高。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较上一代农民工仅为8.8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多一年，但从接受教育的程度来看，7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64.4％)和普通高中教育(13.5％)，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经历的比例为28.9％。[8]可见，农民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的比例明显偏低，基本文化素质较差，这既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也使其难以适应市民化的要求。

　　2.农民工人力资本结构失调，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

　　人力资本存量只能表明可提供人力资本要素的一种潜力，但当人力资本结构与现实经济需求不相一致时，就会发生人力资本存量大，而实际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有效人力资本却很少的结构失调状况。人力资本结构失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文化教育程度、受教育性质或类型与人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吻合；二是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与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吻合。全国总工会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目前，在农民工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8.8％。[9]另有调查表明：57％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技能等级，22.7％为初级工，20.2％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能，而且，还有近1/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10]这种结构失调的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现实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与质量。

　　3.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能力不强，导致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抑

　　要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就必须既有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又具有投资人力资本的能力，当然也需要有外在的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路径。首先，就投资意愿而言，相当部分农民工限于职业发展和自身发展理念与目标的不同以及原有文化环境的制约等，他们对职业教育培训的投资意愿不够强烈，许多时候接受职业教育培训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次，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能力不强，与许多农民工薄弱的经济基础有关。职业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主要途径，但真正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并不多，一部分原因就是培训需要支付一定的经济成本，并要承受机会成本的风险，而这正是许多农民工的软肋。与此同时，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及其风险承担能力不足，也使农民工投资人力资本的意愿大打折扣，如此，就形成制约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恶性循环。正是这种非良性循环，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甚至铸就了其在城市生存的能力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