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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刘佳:中国语境下“立德树人”思想发展管窥
2019年07月31日 09:55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刘佳 字号
关键词:传统文化;甲骨文;立德树人;品质教育

内容摘要: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关键词:传统文化;甲骨文;立德树人;品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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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因此,诠解“德”字形义生成,梳理“立德树人”思想的历史脉络,审视和反思“立德树人”的逻辑支点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立德树人”所承载的社会与个体关系,有利于坚定在新时代践行“立德树人”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

  一、“德”字形义演化:文字形态中“德”的思想起源

  思想史的发展遵循“事实(现象)—观念—文字(名词)”这样的一个递进过程,先有“德”的事实的存在,在经年累月的酝酿与积淀下形成“德”的观念,继而才会出现表达“德”观念的文字。事实上,在未有“德”字之前,“德”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对君王的要求,当“德”字的字形和字义逐步稳定之后,“德”逐渐扩大为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要求,进而发展为中国人“立德树人”的主流精神。

  虽然“德”字在甲骨文中已大量出现,但“德”义至周才开始形成。关于“德”的现象、意识、观念等皆为周人首创,是周代政治理性成熟的重要标志。

  1.甲骨文中的无“心”之德

  甲骨文“德”字从目从行,有其深刻的意义。殷代的“德”字中均无“心”符,暗示“德”字在产生之初并没有善恶的道德意蕴。但就从事实和观念层面而言,“‘德’在《尚书?商书》中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概念的意见”。

  2.金文中的“直心为德”

  周人发展了“德”的概念,体现在字形上,就是在下面加了“心”符。这意味着提出行为背后的心理和情感的标准。有“心”符的“德”字一开始与“直心”密切相关,即“直心为德”。而“直”有“合乎正义”之义,意味着人“正着看、直着走”才不会走歪路或入歧途,至此,“德”便有了颇为明显的道德色彩。

  3.篆隶演变中的“内得于己,外得于人”

  在《道德经》中“道”和“德”是同一系列而不同层次的两个范畴。“道”代表自然律,是道家世界观的核心;“德”代表顺应自然律的法则,是道家方法论的核心,主张大德的表现必须完全以道为依从。

  秦汉之后,“德”字的字形与用法基本定格,“德”字的形义演变基本完成,“德”的内涵、功用与价值得以确认。

  在统治阶级“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需要中逐步发展为以“尊礼”为中心的德化教育并作为道德规范成熟于西周,经过儒家孔孟、道家黄老,吸取儒、墨、名、法治之善,通过学校教育培养“有德”之才并选拔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贤良方正”之才。至此,“立德树人”伦理文明思想和理念逐渐形成,形成了政治道德、社会伦理和个人品德“三位一体”的思想架构。

  二、“德”意流变:理论形态中“德”的历史进路

  1.从“敬德保民”到“仁礼合一”:先秦之际“立德树人”思想的发韧

  “立德”出自《左传?襄公》“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树人”出自《管子?修权》“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两个概念虽然出自不同的儒家典籍和齐法家著作,但在政治观和道德观上均反映出对以德治国和德化仁治思想的继承关系。

  “立德树人”思想的真正发轫应该追溯到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先驱和以《周易》、《尚书》的《周书》、《诗经》为代表的古代典籍共同构成了“立德树人”思想的早期启蒙。

  周公之后,孔子希望通过“立德”实现全社会的德治,而关键在于统治者实施“德政”。春秋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它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被当作一种政治手段,具有较强的政治功利性。而后,“礼”的新观念确立及由此而引发礼治思潮,使“礼”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形中削弱了“德”的政治功能,“德”逐渐超越特定的政治层面,沿着精神层面而内向发展,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因素。

  2.从“任德教”到“德政合一”:汉唐之际“立德树人”思想的延展

  秦汉至隋唐,“德”的思想演变始终服从于政治的需要,适应在不同阶段的治国秩序,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德政合一”的规律性。

  西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著书《天人三策》,提出了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提出人才培养的目标则是“明于天性”的君子,将“三纲五常”作为德治教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仁义礼智信”构成的“五常”之德。

  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荀悦,他在董仲舒“性三品”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释:“一是上智不移,二是下愚不移,三是中人可上可下。”这可以解释为较早的分类“树人”方法论,针对不同层次的先天禀赋的人采取积极的培养模式。荀悦的“三立德”指的是“贞”“达”“志”,全面地反映了“立德”所需要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和意志品质,这三点做到了便可称为“君子”。同时通过和经历困境却坚忍不拔的人作比较懂得克制欲望和“知耻知足”。

  韩愈对于“立德树人”的标准提出了创见性的思路。韩愈于唐贞元十八年(802年)所作的《师说》鞭挞了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平等化,而“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关于教师人才培养功能的界定而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传道”置于“授业”“解惑”之上,更加突出了“传道”在教师职能中的首要地位。

  3.从“德才兼备”到“知行合一”:两宋至明清之际“立德树人”思想的集大成

  范仲淹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壮士断腕气势辅佐宋仁宗推行新政,大力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希望君王“选人贤能”,而贤人的标准,就是要具备《周易》中的“元、亨、利、贞”四德。王安石构建了以“仁”为统帅、以“仁义”为主体的道德体系。他同时还提出“藏其用”的德育方法,强调“德”之教化要潜移默化。

  北宋张载最为著名的传世警句“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儒家立德治学之终极追求。张载非常重视道德品质教育,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成德成圣”,教育的核心就是“以德育人”,认为“礼”是道德教育的核心。

  “程朱理学”的二程主张德育的宗旨在于学为“圣人”。二程认为,尊德性、道问学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道心”与“人心”、“性”与“情”、“理”与“欲”的对立,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非常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坚持把“立德”放在首位的思想。

  王阳明的“立德树人”思想正是他系统心学思想的体现。他的“立德”思想,包含着“致良知”的德育宗旨和协调统一的德育理念。王阳明“立德”的目标在于让受教育对象明其明德,致其良知,祛除自身私欲,以消除天下人的困苦为己任,做到知行合一,以兴起为善。王阳明“立德”的核心追求就是通过启迪诱导将受教育者内心至善的良知,通过事上磨炼的过程形成其外在的善行,最终实现德“知”与德“行”的合一。

  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中涌现的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理欲观、义利观和人性论进行了评级和批判,主张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和物质欲望,重视德治教化,主张独立思考,将培养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术人才作为“立德树人”的目标。

  4.从“西学东渐”到“德育”初创:晚近之际“立德树人”思想的现代转向

  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思想家认为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堕落造成社会败落,“知耻”方能“尊德性”“道问学”,高尚的德性为首要之选,“有位与有德”相统一是培养“君子”的重要标准。这里的“德”集中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派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行者,提出了以资产阶级道德准则来改造封建道德,梁启超于1905年底编成《德育鉴》一书,和《新民说》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道德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文献。梁启超认为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养成伟大人格,关注健全人格的培养,主张儒家的“智、仁、勇”三大德,要求知行合一,并建议道德革命和学校道德教育等方式来实践德育主张。

  “德育”一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最早是在1902年由张百熙负责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德育”被提高到“培育人材之始基”的重要地位。1906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宗旨》一文,明确提出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四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并强调“道德为教育之最高目的”。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充满迷惘、浮躁与急功近利的社会背景中,蔡元培提出融汇中西文化以构建适合时代发展的新道德。蔡元培将教育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要培养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博爱意识的新国民。在途径和方法上,他提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齐头并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教育途径,同时受教育者在“修己”“自省”“自制”的过程中发挥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成为我国现代“立德树人”思想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立德树人”思想:中国语境下时代精神对历史的回应与继承

  中国语境下“立德树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时期都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其共性就是中国古代“立德树人”的传统,是中国思想史一以贯之的“立德”价值观和“树人”实践观。

  先秦之际“立德树人”思想虽然带有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需要的浓厚的阶级色彩,但还是反映出“立德树人”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个人修养层面上目标构成,已逐步呈现出系统性、理论性、丰富性的特点,奠定了“立德树人”思想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架构。汉唐之际“立德树人”思想的延展历经封建社会全面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将道德教化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德治功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宋元时期将“德才兼备”“立心做人”作为“求为圣人”“学为圣贤”的首要标准,而至明清时期伴随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通过“知行”的转化,“立德”的道德信条逐步成为全社会倡导的道德人格,即通过修身养性、立身立言、省察克己达到的品德修养实现“明道救世”,达到“安天下,成个性”的“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纵观中国古代“立德树人”思想经历了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在先秦时期,儒、墨、道、法等学派都为“立德树人”思想提供了不竭的理论源泉;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立德树人”思想逐步成为主流话语,也成为中国德育的正题。清朝末年民族危亡,“西学东渐”是政治、文化乃至教育的主题,中国“立德树人”也突然“革命式”地由以传统儒家“立德树人”思想为核心变成为了以现代西方伦理道德为准绳,迨至改革开放至今。

  “立德树人”思想符合中国的文语境,理应成为广泛认同的教育指导思想,高度凝练而成为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的统驭式表述,更是从法律层面成为面向未来人民教育事业的长久主张,从精神层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教育理想。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毕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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