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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白颖颖 马云鹏: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政策工具70年的演变分析
2019年06月26日 09:55 来源:《教育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白颖颖 马云鹏 字号
关键词: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课程政策;政策工具

内容摘要:一定时期的课程改革政策是该时期课程问题的集中反映,课程改革政策是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核心。

关键词: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课程政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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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时期的课程改革政策是该时期课程问题的集中反映,课程改革政策是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核心,直接影响到高中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

  一、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政策工具的分类

  考虑我国国情及课程政策的实施情境等因素,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黄忠敬对政策工具的界定,即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解决某一政策问题或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方法、手段、路径或者机制。

  结合我国国情和课程政策现状,综合麦克唐纳尔和埃尔莫尔以及施耐德和英格拉姆对于政策工具的分类,发现将国家推进高中课程改革过程中使用的政策工具以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劝告性工具以及学习性工具六种类型进行分类,能相对全面地涵盖国家在课程政策推行过程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因此本研究采用此六种类型的分类。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命令性工具通常以文件的形式发布,“决定”的强制性程度最高,“意见”“通知”次之。劝告性工具是期待当目标群体意识到政策所要求的行动与他们的信念一致时,能促使其采取这种行动。激励性工具将提供资金支持作为诱发行为的条件而非权威强制,但为避免执行机构将专项经费移作他用,常常需要辅以相关规定以确保该经费的使用符合政策的方向。能力建设性政策工具的使用着眼于长远的可持续的能力发展。系统变革强调的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是整个机制和制度的转变,是一种权力责任的重新分配;不仅强调系统内部的变革,而且关注系统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学习性政策工具假定政策目标个体或机构具有行为学习的能力,能从其他有效的工具中进行选择,这是学习性工具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高中课程改革中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

  审视1949年以来历次高中课程改革中颁布的系列课程政策文本,在各种政策工具的选用上,我们发现以下状况。

  命令性工具是最为普遍、政府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政策工具类型,在历次课程改革中都有出现。自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命令性工具在国家政策规章中的使用开始发生变化。2001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从地方“不得任意修改”转变为结合地方实际贯彻,即各级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教育政策文件的精神制定地方性教育规定和制度,“因地制宜”地推广实施新课程。

  劝告性政策工具是使用频率仅次于命令性工具的一种政策工具类型。劝告性政策工具的使用在政策文本中多表现为使用“……要……”“……应该……”等带有一定指向性和价值导向的政策表述语,以期待相关政策执行对象能够依照政策指示开展教育教学工作。随着历次课程改革的推进,带有明确指令性的政策表述语在减少,逐渐转变为较为温和的价值倡导。

  激励性工具鼓励差异,在推行过程中的阻力较小,成本相对较低,是课程改革推行过程中政策主体使用频率增长较快的政策工具类型。在课程改革中,激励性政策工具的典型例证就是提供课程改革经费。政府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包括补贴、拨款、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激励、政策优惠等就发挥了激励性政策工具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激励地方、学校改善条件,以推进新课程改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课程改革过程中运用的能力建设政策工具明显增多。改革开放早期,国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教育投入的有限性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重点是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当前,更多的是通过吸纳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办学主体的多样化来推动办学模式多样化的形成。

  系统变革往往伴随着漫长的过程,我国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就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渐进演化才得以正式确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课程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由国家出台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地方和学校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得任意删改”。1996 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实验)》提出“普通高中课程由中央、地方、学校三级管理”,标志着三级课程管理制度的初步建构。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出台,明确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标志着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正式形成。课程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是课程政策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看,世界各国课程政策不断强化学校在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即赋予学校充分的课程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学校在课程开发和实施上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学习性工具与其他政策工具相比,是一种过程性的工具,一般不体现在政策文本之中,政府更多是把学习性工具当作一种为了做决策或执行决策而开展的临时性活动。学习性工具的使用旨在通过充分的调研、研讨、测试、征求意见等,进一步明晰方案标准的修订方向,并保障其制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总的来说,自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两轮课程改革中,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上表现出一定的单一性,依赖于命令性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反映了国家在课程管理上的权力下放和调适,赋予地方和学校一定的课程自主权,进一步增强了课程对学校特别是学生的适应性。反观历次高中课程改革,不难发现政府在命令性工具的运用上仍存在较大程度的依赖性,自上而下的推行课程改革政策,可以保障高中课程改革政策的政策目标逐级落实,同时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和节约政策实施成本,但反过来会造成政策对象群体的抵制性反抗或者顺从性依赖,难以激发课程实施主体由内而外的改革主动性,不利于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的观念创新和课程创新。

  三、高中课程改革政策工具的改进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课程改革政策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较大转变,由强调集体主义、国家本位转向对学生本身的关注,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学生个体的的发展需要逐渐得到尊重和重视。从欧盟等国的实施经验看,政策支持及执行能力是决定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的关键。因此,进入2018年新一轮的以核心素养为中心的高中课程改革,我们仍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加强。

  (一)增强课程政策体系内的政策工具系统性,实现协调增益

  课程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政策工具的单一运用都不足以解决复杂的课程改革体系内的课程问题。政府在选用政策工具时,除把握政策工具本身的特点外,还应注意多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在充分发挥单个政策工具优势的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系统组织与综合协调,实现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的协调增益的效果。

  (二)创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工具使用及类型,激发政策张力

  教育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政策工具运用经验的积累,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大胆尝试政策工具的创新,改变对命令性工具使用的依赖。在改变依赖模式的同时加快政策工具使用的创新和新工具类型的开发是一条可行之路。在严格执行标准的同时,尝试通过人性化设计赋予其更多的弹性和灵活性,以提升政策实施的可接受程度。同时要综合考虑政策执行的情境与对象群体的主观条件,关注实施过程中的心理支持。

  (三)提高能力建设工具的针对性,关注教师群体内的个别差异

  各种类型的培训课程对提高教师的课程理解、教学知识以及课程实施能力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作用。但培训的类型与形式却相对单一,在培训内容上偏重课程标准与案例的理论分析,可操作性不强,无法照顾教师个体的差异性。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下,要创新技术支持下的培训模式,通过智能网络平台开发个性化的教师专业培训项目,增强培训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因此,以信息技术推动教师培训的变革与创新,可以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构建起教师个人的学习网络,为教师回应新课程改革以及转变教学方式提供支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报》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毕雁/摘)

    原文链接:http://edu.cssn.cn/jyx/jyx_jxl/201906/t20190624_4922594.shtml?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作者简介

姓名:白颖颖 马云鹏 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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