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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石鸥 张学鹏: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建设再论
2018年11月29日 09:58 来源:《教育学报》2018年第2期 作者:石鸥 张学鹏 字号
关键词:教科书;教育;教材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的发展同改革开放之间的互动是那么的显而易见。

关键词:教科书;教育;教材

作者简介:

  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的发展同改革开放之间的互动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以至于读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就是在读这一段历史的变迁,在读改革开放史。

  一、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建设之演进

  (一)以义务教育为中心而展开的教科书建设(1978—2000年)

  教科书重心向强调知识、注重训练、培养能力上倾斜,不同学制、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教科书纷纷出现,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教科书多样化尝试、大量实验教科书、乡土教材的出现等,使教科书建设进入一个多方面探索的活跃时期。

  1.“关键是教材”:改革开放初期的教科书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教科书建设迅速引起重视,刚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符合我国的实际要求。”

  “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套带有调整和恢复性质的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很快于1978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这套教科书摒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材的谬误,吸收了国外教材的一些最新知识体系,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基本满足了当时教育恢复与发展的需要。

  2.初步多样化:20 世纪80—90年代教科书的发展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把教科书多样化付诸具体实践。在国家教委统筹协调下,教科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八套半”教材正式启动,开启了国家层面的教材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的多样化探索之路。

  (二)新世纪课程改革教科书建设(2001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现是教科书的实质意义的多样化,教科书对学生的关注,以及日益规范化的教科书建设。

  二、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建设之成就

  (一)教科书制度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在组织领导上,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统整、协调和管理全国教材建设。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教育部层面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国家课程教材的初审、审定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的地方课程教材的审定。地方则成立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地方课程教材的初审和审定。这是新中国教科书建设史上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初步完善。两级审定制度有利于改变过去教科书审定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有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地方优势。

  (二)教材观明显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教育观念和实践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教材观也正经历着由“圣经”向“教学资源”的转变。

  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圣经式的教材观逐渐被教师抛弃,越来越多的教师能够接受和认同“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观念转变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把教科书看作教学材料、教学资源,教学中不盲目崇拜课本知识。

  (三)教科书质量稳步提升

  教材更加关注学生主体,突出学生素养的培养。进入21世纪课程改革,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一场从“教材”到“学材”的稳步转型。

  (四)教科书多样化初见成效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发展迈入多样繁荣的更高平台,突出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推动了多种学制的教科书建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90年代出现了大量实验教科书。新世纪课程改革更是使教科书的多样化进入新的制度化阶段,国家教科书、地方教科书以及校本教材,丰富多彩。

  (五)教科书综合化探索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课程的综合化尝试,教材也在综合化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世纪课程改革更加倡导综合课程与教材,在国家层面更多的综合教材涌现出来。但整体而言,我国课程与教材综合化程度还非常低,综合化之路还非常漫长而艰辛。

  (六)教科书编撰和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更多的学科专家、教育专家,以及一线教师开始参与教材编撰,一些知名学者也开始关注课本,投身到中小学教科书事业中来。

  改革开放后,教科书这一文本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21世纪以来,教科书研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多学科视角研究的学术领域。教科书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成果大幅度提升。

  三、改革开放40年教科书发展的问题与反思

  进入21世纪以来,教科书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突出,统一和多样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流和多元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表现得错综复杂,有些涉及范围已不仅仅关乎教育,稍有不慎就会引来社会风波,拖慢中国教育改革的前进步伐。还有一些教科书建设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一)两大教材缺失

  一是实验教材严重缺失。

  实验教科书是新的教育教学思想的试验田和具体化。一方面,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并非靠一种理念、一个口号就可以实施于课堂,教科书这个重要的媒介能够将新思想和新理念具体呈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小规模的实验教科书可以避免大规模出错的风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多种原因,比如“应试教育”的升温,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既没有特别强调实验教科书,也没有给实验教科书留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实验教科书迅速减少,几乎销声匿迹。

  二是乡土教材趋于消亡。

  党的十九大提出振兴乡村的重大战略任务,振兴乡村甚至写进了新的党章。这是一个巨大的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包括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方面的建设。

  上述任务的完成,必须依靠知识、人才、思想,所以振兴乡村最重要的基础和手段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调整政策,名正言顺的恢复并且重视实验教材、乡土教材,赋予它们特别的地位,这对于探索教育改革、寻求人才成长的最佳途径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修补已破坏殆尽的乡土文化、振兴乡村的重要举措。

  (二)五大管理滞后

  一是数字教材缺乏必要的管理与规范。教育主管部门要尽早解决数字教材的出版标准和出版审查问题,指导数字教材的开发与使用,建立数字教材的准入机制。

  二是国际学校教科书没有得到科学监管。促进国际学校教科书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关乎国际学校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

  三是缺乏对港澳台教科书的跟踪研究。目前我们对港澳台地区的教科书只有零碎的研究,缺乏全面持续的系统跟踪研究,导致对这些地区的一些教育举措及其潜在的风险认识不够,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四是教科书审定队伍建设标准有待完善。目前教科书审定者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学科专家,其他方面的专家很少进入。这样的队伍确保了教科书学科知识的科学性,但也容易忽视教育、心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

  五是三级教材发展与管理不均衡。在三级教材管理实践中,国家教材有足够的质量保证和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地方教材则相对薄弱,校本教材更处于初级阶段,质量悬殊,管理几近空白。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教育学报》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毕雁/摘编)

 

    原文链接:http://edu.cssn.cn/jyx/jyx_jxl/201811/t20181120_4778563.shtml

 

作者简介

姓名:石鸥 张学鹏 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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