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侯波夫妇在一起。拍照时，侯波夫妇坚持要主席站中间。毛主席说，女同志能顶半边天，一定要侯波站在中间。

　　周恩来总理（前右）慰问于蓝（前左）等人。

　　张月（右）与邓颖超（中）等人在一起。

　　“解放军方阵就在我前面4米远的地方经过，我坐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第一排，看得非常清楚。70多年前，我因为抗战去了延安。能在抗战胜利日去天安门观礼，是对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延安女大”）校友、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前政务参赞张月说。

　　6月16日，延安女大校友在北京聚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延安，我们那么年轻，我们那么美丽，我们跳舞，我们唱歌……”著名电影导演、中国麻风基金会理事长、马海德之妻周苏菲说。今年，苏菲95岁。

　　“现在，我都不敢照镜子。”张月像小姑娘一样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呵呵笑了起来。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延安女大校友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倡议，希望广大青少年勿忘历史，保卫和平；拥抱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放飞青春梦想，助力实现中国梦。

　　看着视频上90多岁的奶奶们激情发言，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谢玲老师不知不觉中满脸泪痕，“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无悔抉择为革命

　　“我叫佐伊，这个名字既不是我的名也不是我的姓，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意思是与封建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了。”93岁的外交部离休干部佐伊说。佐伊不知过了几次“鬼门关”，才辗转到了延安。

　　70多年前，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一批批革命知识青年，抛家弃学，冲破重重阻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女大的学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群。中国第一任驻外女大使丁雪松在重庆加入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各地党组织动员优秀青年去延安。带着重庆救国会总务干事漆鲁鱼的介绍信，丁雪松去了延安，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延安女大学习。佟麟阁将军之孙佟晓冬说，爷爷当年曾保护过不少学生，有的在爷爷殉国后去了延安。

　　“我们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学习怎么打日本，为抗战贡献力量。女大学员的平均年龄才21岁，我们在延安学习了革命理论与技能，90%以上都入了党。”曾任朱德夫人康克清秘书的吕璜已年逾90，声音依然响亮。

　　孟于也是自己取的名字，就在她和同伴李玉芳戴着低垂的大草帽，把行李扔到搭乘的大卡车上那一刻起，她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孟于是白毛女的早期扮演者、电影《白毛女》中喜儿的配唱者之一，曾任中央歌舞团原团长等。

　　“卢沟桥事变时我才15岁，正在成都中华女中读初中。成都逐渐兴起了救亡运动，我们学校也组织了救亡宣传队，每周一两次到茶馆、广场或农村去宣传抗日。我们班还组织了几个读书会，1939年年初，我所在的读书会请来一位从延安回来的男青年。他说，延安是一个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地方，不分党派、民族，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共赴国难。”孟于和李玉芳开始向往这个地方。

　　1939年暑假，两人在报纸上了解到，位于宜川的山西民主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从地图上看，宜川离延安很近，于是两人就去报考并考取了。两人说走就走，带着一些换洗衣服就上路了。

　　著名表演艺术家、延安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于蓝同样“任性”地做了一次无悔的抉择。1938年，她17岁，高中还没毕业。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嫁人，去做专职太太；要么工作，为日本人做事。“这两件事，都是我不愿意做的。”

　　于蓝在天津读书，曾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声援“一二·九”运动，有幸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在他们指引下，于蓝和同伴们一行十几人，从北平出发，步行来到延安。“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于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