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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天穹下的那道彩虹 ——百年前儿童公育思潮的蔚然蒸腾
2020年12月28日 09:09 来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喻本伐 张汶军 郑刚 字号
2020年12月28日 09:09
来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喻本伐 张汶军 郑刚
关键词:儿童公育;学前教育;民主;科学;理想

内容摘要:

关键词:儿童公育;学前教育;民主;科学;理想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喻本伐,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汶军,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郑刚,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在中国学前教育的思想史上,除了生活教育思潮和活教育思潮等闪光点之外,另一个值得注目的思潮,便是一百年前诞生的儿童公育思潮。儿童公育思潮受惠于启蒙运动,其既探源于历史,又援引各种新兴学说,尤其受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尽管儿童公育思潮因为种种原因迅速消退,然而其思想的余澜,不仅对家庭幼教和社会幼教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成为学校幼教定制和实施的无形推手。更为重要的是,“论争”所表征的民主精神和“试验”所表征的科学精神,仍将会成为推动教育思想创新的不竭动力。

  关 键 词:儿童公育;学前教育;民主;科学;理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幼儿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课题批准号:BOA140020)的研究成果。

  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勃兴之际。在此汹涌的时代大潮中,儿童公育思潮,可视为一簇夺目的浪花。尽管它相较于“民主”与“科学”的浪峰,不太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由它所表征的理想主义,却激励了诸多五四青年,使他们毅然踏上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征程,并且使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得以广泛传播。就教育视角而论,它使此前相对滞后的学前教育,在刷新观念的前提下,在制度和实践两方面,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现今重温这股儿童公育思潮,我们愈益觉得,它像是理想天穹下的那道彩虹,既给个人以精神慰藉,又催促人们去付诸行动。

  一、儿童公育思潮勃兴的思想渊源

  从儿童公育思潮兴起的思想渊源来看,既受启于中西古代先哲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与描摹,又从“西学东渐”后所传入的各种新兴思想中汲取到诸多养料。那时,国人已普遍意识到,社会若不加以改造或实现转型,那就必将是死水一潭、死路一条。有鉴于此,求变和求新便成为思想界的主旨,儿童公育思潮也就应运而生。

  (一)“传统思想”的启蒙

  “儿童公育”思潮源远流长,中西皆有源头,这也就是本文所谓的“传统思想”。

  就中国而论,它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密切相关。在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此后的历代儒士,无不奉此为圭臬。近代康有为,则据此撰写了《大同书》,对儿童公育制度进行了详密设计。

  就西方而论,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主张:“小儿亦既产生,则即当授之负此专职之官……充斯职之官,当置优秀父母之儿女于养育之所,并备专门之看护,为之抚养。彼不良者之儿女或父母本优秀而儿女乃弗能类,则均置之于人所不知之处……”[1]此即对儿童公育最早的设计。其后,经康帕内拉(Campanella,T.)、傅立叶(Fourier,C.)、尼采(Nietzsche,F.W.)、萧伯纳(Shaw,G.B.)等哲匠的倡行,儿童公育思想在西方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若冷静剖析,东西方儿童公育思想,实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古代所倡言的儿童公育,是以“原始公社”为蓝本、以“儿童公有”为前提,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教养职责;所注重者,为社会教养形式。而西方的儿童公育主张,大体依柏拉图的思路,以“儿童国有”为前提,主张由国家设立公共教养机构,委命专职人员抚育幼儿;所注重者,为学校教养形式。若称前者为“全儿童公育”,则后者便可称为“半儿童公育”。

  在中西方思想碰撞、融通并会聚之际,古老的儿童公育主张,便如沉睡千年的莲籽之萌发般,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并升腾为一股强劲的思潮。

  (二)“女权主义”学说的推动

  “女权主义”,又被称为“女性主义”,旨在争取男女平权。它发端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19世纪中叶后,勃兴于西方国家。这种平权,不仅是指教育权、婚配权、生育权等,而且还包括工作权。即须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由她自主择业,成为职业妇女,实现经济独立,从而消除依附型人格的基础。如此,女子传统的育子职责,便只能转托于社会公共教养机关。因此,儿童公育实可视为女权主义兴起的伴生物。

  当西方“天赋人权”思想和“女权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觉醒的知识精英便以此为理论武器,向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猛烈抨击,并由“不缠足运动”的身体解放,提升为“平享教育权运动”的知识解放。五四时期,“自主婚姻”、“走出家庭”等观念,更如原上之野火,焚尽那种种陈规陋习。

  在此背景下,通过政府或社团,设立各种公共育儿机构,以替代传统家庭的育儿教子功能,日显迫切。陈布雷等人于1920年创设的“宁波第一儿童公育社”,便可视为支持妇女解放的尝试。质言之,在反思传统文化与探索近代妇女解放问题的过程中,儿童公育成为“彻底的妇人问题解决法,处分新世界一切问题之锁钥”[2]被提了出来。

  (三)“互助进化”主张的影响

  “互助进化”思想源于达尔文(Darwin,C.R.)的进化论。当“社会达尔文主义”昌炽后,便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种反制政治哲学。它既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也反对在“天演”过程中的残酷竞争。由是,这种思想便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方法论。克鲁泡特金(Kropotkin,P.A.)主张,“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3]。

  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后,“革命党人”无不如获至宝。1907年,刘师培在日本东京创办《天义报》时,就开始宣传“互助进化”思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强权凌弱、自私自利、秩序混乱等不平的现象,皆源于对竞争的夸大和误解。所以,刘师培坚决反对竞争,主张以互助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他的理想设计是,建立一个消灭阶级、实行男女绝对平等、幼童全部集中教养的“人类均力主义”社会。

  与此同时,吴稚晖也认为,人类的生存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人类只有通过互助,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在这个无政府主义社会里,方可实现互助共进的理想:“凡不婚之男女,平时则出其余财余力,以助公会;有事则入居公院,以生养休息。而公会、公院一切职务,亦由不婚之男女自任之,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4]

  由上可见,这种依靠互助进化所构想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明显带有儿童公育的色彩。事实上,它对儿童公育思潮的兴起,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四)“新村主义”理想的启迪

  20世纪初,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开始大力倡导“新村主义”。1918年,他在宫崎县山区创设“新村”,开展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社会理想试验。他认为,非人的生活,是“革命的祸根”[5];他希望通过建设“新村”作为示范,建立起一个“各人须尽对于人类的义务,又能享个人的自由”[6]的幸福美好社会。

  作为中国新文学重要人物的周作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具有较大影响力。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便接受了《白桦》杂志的宣传;当“新村”开办后,又订阅了《新村》杂志,并赴日在新村居留了三四日。自1919年起,他相继发表了《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精神》、《访日本新村记》等多篇文章,对新村试验广为宣传。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兴起了一股“新村热”。周作人指出,新村里“没有行政、司法等组织,也没有规定的法律训条,只以互相尊重个性为限”[7];人们无论贵贱贫富,都是一样的同类人,都能过“正当的人的生活”。

  1919年3月,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它既以互助为主旨,同时也可视为城市新村的试验。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得到了蔡元培、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北京大学学人的支持,因而很快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和扬州等地,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社团,并以各种形式开展了新村试验。

  1919年6月3日,蔡式之等联名在《申报》上发表《试办模范村之计划》,试图在上海市郊龙华试办新村。在其设计的“十部”事业中,“教育科”即为其一。该科之下,“有小学校、幼稚园”;幼稚园内,又分设“摇篮科”或“婴儿代哺处”。此类设施,均属儿童公育性质无疑。

  此类新村试验尚有多处多种。他们在试行“共同生活”中,除要求摆脱家庭、各尽所能、财产归公外,还将分工协作列为重要方法。依此原则和方法,儿童公育便成为不二选择。据此立论,新村试验亦可视为儿童公育思潮的思想渊源之一。

  二、儿童公育思潮由萌生到勃兴

  儿童公育思潮与任何事物一样,也经历了萌生、形成到衰亡的过程。这种生命周期,或长或短。而儿童公育思潮,显然属于较短者。它大体与“新文化运动”同步,而极盛期则不过两三年。正因为如此,才将它喻之为彩虹,曾短暂地横亘于雨后晴空。

  (一)儿童公育思潮的酝酿与萌芽

  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为时不超过20年;而中国社会,则呈现出新旧交替、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态势。面对这急剧的思想和社会变革,改良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相关设计,以及革命家孙中山所倡言的“天下为公”理想,可视为儿童公育思潮兴起的前奏。

  其一,康有为的“儿童公育”设计。

  康有为系儒家学者,且为“今文经学”名家。他依“公羊三世说”,又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因子结合,撰写了《大同书》,系统阐述了营建大同社会的方略和主张。其中,对儿童公育制度进行了精心设计,旨在培养独立、无私的个人,用以取代传统社会的“家庭细胞”,并依此构成理想的大同社会。

  该书第六章《去家界为天民》的基本论点是,“有家则有私”,有私则会“害性害种”。因而主张废弃婚姻制度,并由社会承担起传统家庭的育幼养老功能。其中的公育主张为:“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8]

  若论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儿童公育,他的设计实以“胎教”为起始。而后则层层衔接,直至进入“小学院”。这类机构均由“公政府”设立,实行公费教养,无须父母负责。甚至要求,自断乳后,便要永久斩断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则更无知晓或保留之必要,且不允许跟随父姓。其具体设计为:“一曰人本院。凡妇女怀妊之后皆入焉,以端生人之本。胎教之院,吾欲名之曰人本院也。不必其夫赡养。二曰公立育婴院。凡妇女生育之后,婴儿即拨入育婴院以育之。不必其母抚育。三曰公立怀慈院。凡婴儿三岁之后,移入此院以鞠之。不必其父母怀抱。”[9]怀慈院又称“怀幼院”或“慈幼院”。“如不设慈幼院,则总归于育婴院可也。”[10]院中除聘有“女傅”或“女保”之外,还聘有医生、看护妇等专职人员;她们除须接受过专门训练之外,还得“由公众举其仁慈、智慧尤深者”[11]任之。

  这种儿童公育的设计,不仅推翻了旧的家庭伦理,而且不论民族、国家、贫富或者阶级,均可获享平等待遇。这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而言,无异于一枝美丽的“精神水仙花”。

  其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想。

  据统计,在1912-1925年,所发现孙中山存世的“天下为公”手迹,便达32件(一说40件)之多。在南京中山陵正门上,横额所镌刻的便是“天下为公”四个金色大字。这不仅可反映孙中山的平生追求;而且这种盖棺论定,对于他的革命实践也相对恰切。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追求的“天下为公”,较少具有康有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而较多涵蕴“国家社会主义”的因子。他所强调的民族主义,指明了民族国家在未来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他所强调的民权主义,则要求将君主专断的权力,收回并交归全民;他所强调的民生主义,是试图通过国家运作,来发展经济、拓展公益。

  基于这种理想,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社会之教育的描摹是:“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会主义学者,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贵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12]由此可知,这种“公共学校”,即可视为“教育为公”,它是“天下为公”的初阶。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首肯下,黄兴夫妇在南京升平桥创设“忠裔院”,收容辛亥革命烈士的遗孤。该院也称“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其后,又批准马伯援等在武昌创设“烈士遗孤教养所”,收容、教养武昌首义的烈士遗孤。这两处设施,均为公育性质,且均收容六岁以下的幼稚生。此类举措,使自古以来的慈幼思想得以光大,并成为新兴民国的一抹亮色。

  (二)儿童公育思潮的形成与初兴

  儿童公育思潮的形成与初兴,若以时间来判定,则为五四前后;若以人物来论定,则可推蔡元培、沈兼士和熊希龄作为代表。现依时序,对这三人的主张和实践予以介绍。

  其一,蔡元培的明确提出。

  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应“北京青年会”之邀,出席为“北京贫儿院”募捐的大会。会上,他发表了颇动感情的演讲:“鄙人对于贫儿院,有一种特别感想,并且有一种特别希望。所以看得这一次的募捐,比较别种慈善事业尤为重要。”[13]这是因为,该院的“贫儿”,多为失去了家庭的孤儿;“他们的不幸”,理当唤醒人们的恻隐之心。同时,他又指出,“鄙人对于家庭教育,很有点怀疑”。[14]紧接着,引发出他的“特别希望”:“我的理想:一个地方,必须于蒙养院与中小学校以外,有几个胎教院、几个乳儿院,都由专门的卫生家管理……不论哪个人家,要是妇人有了孕,便是进胎教院。生了子女,便迁到乳儿院。一年以后,小儿断乳,就送他到蒙养院受教育,不用他的母亲照管。”[15]

  胎教院和乳儿院便是施行儿童公育的场所。其创设理由有四:第一,就师资而论,“教育是专门的事业,不是人人能担任的”[16];第二,就时间而论,“有子女的人,不是人人有实行教育的时间”[17];第三,就身教而论,现今大多数家庭成员,不配做“儿童的榜样”[18];第四,就古人“易子而教”的历史经验而论,“圣如孔子,贤如孟子,尚且不敢用家庭教育,何况乎常人呢!”[19]

  此后,蔡元培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从不信家庭有完美教育的可能性”[20]。而对于儿童公育的设施,则被定名为“公立胎教院”、“公共育婴院”和“幼稚园”。这三级设施,衔接递进,均须与家庭隔离,并须交与教育“专门家”办理。这是有关儿童公育的制度设计。

  其二,沈兼士的具体设计。

  1919年11月1日,沈兼士在《新青年》上,发表《儿童公育——彻底的妇人问题解决法,处分新世界一切问题之锁钥》一文。他以“妇女解放”作为切入点,倡导实施“儿童公育”。“今欲解决妇人问题,若不先从处置儿童方法着手,是妇人解放云者,但为一时的,而非到底的。”[21]

  他对于儿童公育组织的设计,分列有如下五要项。第一,儿童教养区的专设——“于适当地方,设一公共教养儿童之区”;第二,儿童公育设施的完备——在该区之内,须设置“胎儿所、收生所、哺乳所、幼稚园、小学校、儿童工场、儿童图书馆、儿童病院等,及其他卫生设置”;第三,儿童公育师资的优良——“担任教养之人材,以体格壮健、常识完备、秉性亲切,为合格之三大要件”;第四,儿童研究的精深——“当设一儿童学研究会,聘任儿童学专家(如儿童心理学者、儿童生理学者、儿童教育学者之类),随时调查、讨论”;第五,以竞争、评比促其改进——“每年联合若干区,开一“儿童比赛会”,请专门“儿童学者”评定成绩之优劣,以期竞争”。[22]

  沈兼士还对儿童公育的优长予以了分论。第一,可“发达其对于人类互助之观念”;第二,“可以扫除崇拜祖先、依赖家长之恶习”;第三,可纠正“先天遗传之恶根性或病质”;第四,“其德育、智育、体育,可以平行发达”。[23]

  基于以上分析,沈兼士给出断语:“欲解决社会一切问题,非先解决妇人问题不可;欲解决妇人问题,非先解决家族问题不可;欲解决家族问题,非先解决儿童问题不可。解决儿童之惟一良法,曰‘儿童公育’。”[24]如此立论和设计,无疑多有新意。

  其三,熊希龄的初步试办。

  1917年夏末,熊希龄受命赈济河北遭受水灾的难民。鉴于灾后难童的孤苦无依,他遂于同年11月,创设“北京慈幼局”,以作为暂时的收容、教养之所。水灾过后,仍有200余名难童无人认领或收养。于是,熊希龄创办了“香山慈幼院”,以作为长久之计。1920年10月3日,该院正式宣告成立,践行“幼有所长”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幼之旨。

  慈幼院与育婴堂一样,同属慈善性质,因而具有公育色彩。但是,它与育婴堂的殊异,不仅反映在办学主旨的与时俱进上,更是反映在它院内教育机构设置的完备上。慈幼院相继添设婴儿园、幼稚园、小学、初级中学、普通师范、幼稚师范、职业学校等一系列教育机构。由此可知,由出生至成人,慈幼院负责到底,且以教育为重。

  在香山慈幼院的办理中,熊希龄受儿童公育思潮的影响,在师保方面,力求优良。不仅聘有国内知名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还吸纳了多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就连校医,也聘请外国医生担任。在设施方面,更以优良完备著称。以幼稚园论,除设有寝室、教室、活动室、食堂、浴室外,还设有动物园、植物园、小农村、顾远亭、买卖街、小厨房、健身房、军械室、体育场、俱乐部、三圣陈列室等。按熊希龄的说法,设动、植两园,可“得自然之启迪”;设小农村,可“生农村之观念”;设买卖街,可“习人生之常识”;设体育场和俱乐部,可“供游戏之运动”;设三圣陈列室,可“启伟人之敬仰”。[25]

  客观说来,熊希龄与蔡元培、沈兼士的思想不尽相同;对于儿童公育的设想,也未必一致。但是,他们均开始关注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儿童问题;而且,香山慈幼院的试办,事实上也表征了儿童公育思潮的初兴。

  (三)儿童公育思潮的勃兴与高涨

  学术的成长,离不开争鸣。儿童公育思潮的勃兴,正是在各种不同主张的碰撞、交锋中达成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是否要毁弃家庭、废止婚姻上。若以沈兼士作为“正论”的早期代表,那么杨效春则扣动了“反论”的第一枪。其后,恽代英、沈雁冰、俞颂华等人,也纷纷加入这场论战之中,使儿童公育思潮喧腾于一时。

  其一,杨效春与恽代英的激烈论战。

  当杨效春于《新青年》上获读沈兼士《儿童公育——彻底的妇人问题解决法,处分新世界一切问题之锁钥》一文后,随即撰写了《非“儿童公育”》的文章,发表于1920年3月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为:“我们的家庭制度,是应当大大改革;但家庭组织,是万万不能废除!”[26]至于“儿童公育,就是直接破坏家庭,间接破坏社会的一种制度”[27],所以切切不可贸然施行。他阐明的理由有四。

  第一,就儿童公育与人生而言,“有小儿的家庭,是快乐的,是有生气的;没小儿的家庭,是干枯无味的,是暮气沉沉的”[28]。因此,“儿童公育之后,必不能享到这种情景。岂不是把人生的兴趣减少么?”[29]

  第二,就儿童公育与妇女解放而言,他认为妇女未得解放的原因有二:教育不均等及买卖的婚姻。“女子经济不能独立,也是这两个原因生下的果。”[30]在他看来,“若不从根本着想,把这两个大原因去掉,我知儿童公育之后,妇女的权力益将薄弱。”[31]

  第三,就儿童公育与儿童而言,他指出,国外育婴堂公育的儿童,其死亡率,明显高于在普通家庭中教养的儿童。在他看来,这就是由于母爱缺位的缘故。因此,他断然认为,“公育机关中的妇人,无论怎样高明,怎样才智,这个,终是不如他儿童自己的母亲”[32]。

  第四,就儿童公育与社会进化而言,“儿童公育,不过于社会的效率方面,稍微有点好处”[33];然而,若就“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的生存”这两个目的来分析,它却有“减少人生乐趣”和“使儿童容易夭亡”的弊端,[34]因而影响了社会的进化。

  由此,杨效春得出结论:“儿童公育,便是破坏家庭。破坏家庭,便是使社会散漫、不安、扰乱、退化!”[35]

  当恽代英获读杨效春之文后,认为“杨君的立论,有许多谬误的地方”。随即,他在1920年4月1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驳杨春效君〈非“儿童公育”〉》一文。该文的基本观点是:“杨君立论,有些地方,是没有将因果看清;有些地方,是将公育机关当做眼前育婴堂一类的组织。我信儿童公育,因为他是人类正当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很可以帮助人类到正当生活的田地。”[36]

  1920年5月5日,杨效春又发表《再论儿童公育》的长文,对于恽代英的质疑,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他所重申的观点是:“家庭是使人生生活格外丰富、格外美满,又是使儿童社会化的机关。其中,别的事都可以委托其他机关,惟产生与养育社会新分子的责任,不能旁贷。”[37]不过在此文中,他退了一步,即认为“儿童公育机关可以设立”,只是用以收养孤儿、残疾、癫狂之儿童。这仍与育婴堂、孤儿院的性质无异。

  仅沉寂一月有余,恽代英便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长文,题为《再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随后,杨效春以《答恽代英君“再驳儿童公育”》予以回应。一时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不过,此后再未见杨效春在报刊上发声。倒是恽代英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长文《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似为这场论争画上了句号。该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教育的基本原理,认为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教育要普及一生。他要求从婴儿到老年,都要多少受教育的陶冶。[38]这是就个体的纵向人生立论的。在恽代英看来,所谓“强迫教育”,只是对学龄初期儿童实施的;而对于学龄前的儿童,则未能顾及。因此,要施行合理的、顾及全人生的教育,“只有促进儿童公育”,方能“使每个儿童在他下地以后,便在合宜的场所中,合宜的指导人下面,受教育的训练”,造就出一代新人。[39]

  第二,教育要普及全民。他要求“没有阶级、种族的分别,每个人都得受同等的教育”[40]。这是就群体的横向差别立论的。在恽代英看来,当时的幼稚园教育,是有钱的、有地位的、有知识的人的子女所能享受的;况且,幼稚园教育还有三六九等之差。因此,要想达到教育公平,“非社会共谋儿童公育的实现不可”[41]。

  第三,教育场所的合宜。恽代英认为,“家庭,原不是儿童合宜的教育场所”。[42]这主要是就优化教育的物质环境立论。在他看来,家庭私育,不可能专辟施教的场所和购置必需的设备或教具;而在社会公育机关中,则可能满足这些条件,且可“减少许多不经济的消耗”[43]。这就像开设了“公共食堂”,可免除每个家庭的厨房之设及厨具购置一样。

  第四,教育者的称职。恽代英坚信,“夫妇,亦原不是儿童合宜的教育者”[44]。这主要是就优化教育的人文环境立论。在他看来,儿童父母的“爱感”,固然是子女长成的要件;然而,“教育者的修养、知识、技能”[45],却不是也不必每个父母所能具备的。要求每个父母具备教育能力,显然较难;而要求精选的教师具有爱心,则明显较易。由此可知,“儿童公育比家庭教育为可靠”[46]。

  在文章的结语中,恽代英诚挚的寄望是,“要传播人的教育,去改正人的社会,先不可不努力求一部分儿童公育的成功。我信,我们从共同生活的小团体,去求儿童公育的实现,是绝对可能的事。一部分的儿童公育,果然试验得一个理想的成功,那便他的成绩,是一种广告;他的出品,将是人类中最优秀、最健全的分子”[47]。

  其二,沈雁冰与俞颂华的冷静剖析。

  当恽代英与杨效春开展了第一轮论战之后,沈雁冰便开始研究儿童公育问题,并于1920年5月下旬,撰成《评儿童公育问题——兼质恽、杨二君》一文,对这场论争进行冷静剖析。该文首先指明,西方的儿童公育论者,有“社会主义者”和“女子主义者”两派;前者大抵以“社会改造”为目的,后者大抵以“妇女解放”为目的。沈雁冰接着指出,恽代英和杨效春所讨论的儿童公育,“便是社会主义者和女子主义者所讨论的儿童公育”[48]。社会主义者对于妇女问题,“是欲解放女子做个‘社会的’人”,“儿童公育问题,是连带家庭问题起的”;而女子主义者的主张,“是欲解放女子做个‘自由的’人”,“儿童公育问题,是连带妇女经济独立问题而起的”。[49]而在女子主义者中,又有纪尔曼(Gilman,C.P.)和爱伦凯(Key,E.)两派的不同。

  纪尔曼是明确赞成儿童公育的。沈雁冰将其理由,归纳为如后三项:第一,“要先从经济独立做起”,“妇女必得要有职业”,因而不可能在家育子;第二,“最大多数的女子”,尚未具备“教养儿童的资格”,因而不宜于承担育子的重任;第三,“家庭的环境,终不及公共机关的环境好”,因而不利于儿童社会化。[50]

  而爱伦凯则明确地反对儿童公育。沈雁冰将其理由归纳为如下四项:第一,“母亲的爱”,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公育无益于儿童的精神生活”;第二,“公育不是自然的事”,母亲育子,“有无穷的快乐”,因而不宜剥夺这种“自由”;第三,公育机关的教师,起码“一个人照顾五六个人”,因而不如母亲照管“一二个孩子”周到;第四,“社会化”后,人品有“愈趋于平庸的危险”,因而家庭私育于“个人化”有利。[51]

  在沈雁冰看来,“他们两位的辩论,是就儿童公育发生的结果一面说得多”,且属“社会本位”性质的;自己理想的研讨,当为“儿童本位”性质:“当就儿童本身上研究。就是欲问:儿童公育于儿童身上的利益到底有多少?于儿童身上的害处到底有多少?”[52]

  有鉴于此,沈雁冰“绝端赞成”儿童公育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中国儿童的生活境遇,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实不过分。因此,这种陈旧的家庭私育,必须改变。至于所采用的公育方式,则并非“新村”设想中的那套设施,而是“能像上海几个幼稚园”即可。

  沈雁冰所主张的“公育”,用俞颂华在《儿童公育问题的我见》中所概括,实为“半公育”性质,或称“半公育制”,即为“公共育儿机关”。俞颂华的诠释为:“什么叫半公育的机关呢?即是所立的公育机关,如义务学校一般:早上由父母送儿童进去,晚上仍由父母领回家。其中,有父母不愿领回的,或没有父母的,则留在公共宿舍。如此,既不妨害父母日间工作,又不致减少父母对于家庭的趣味,很利于推行。”[53]

  应该说,俞、沈二人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所采用的基本策略,也大体相同。即鼓吹时,不妨宣传“完全儿童公育”;而实行时,则“先从设立半公育的机关入手”。他们深深忧虑的问题,诚如俞颂华文中所言:“实行了公育之后,怎样可以不伤亲对子爱的本能,适合于人性的要求;怎样可以使儿童公育的社会化,不致流于‘画一’的弊病,而碍个性自由分化的发展。”[54]

  对于沈雁冰、俞颂华的质疑,恽代英则撰写了《大家为“儿童公育”努力》一文,揭载于1920年8月1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该文将俞、沈质疑的观点,概括为五项:第一,“母亲的爱,是儿童精神生活所最需要,非保姆所能具有”;第二,“女子宁以养儿为乐”;第三,“家庭状况改良,妇女可有充分时间教育儿童,比保姆一人管多数儿童,要照顾周到些”;第四,“感情太社会化了,人品愈趋凡庸”;第五,“父母爱子性斫丧了,社会会变成冷酷”。[55]最后,恽代英表示:“我视杨效春君努力去改良他的家庭,雁冰君、颂华君各去实现他心目中的‘半公育机关’;我亦在这里竭我所有的力,促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以为实现我的公育理想的预备。”[56]同时,他还表示,“口舌争”固然有味,然而终究比不过“用手脚做出来”的成果“更有益、更有味”,所以,期待以后“大家比比成效”。[57]言下之意,他不想继续这种纸面上的论争了,而将要投入到社会改造、共同生活的实践中去。这可能正是这场论争暂时休战的原因。

  参与儿童公育论争者,除上述诸位外,有文论可稽者,还有杨钟健、英武、邵力子、罗家伦、任开国等人。他们均为热血青年,尽管各人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但真诚地表达、冷静地说理,则并无二致。正由于这场论战的参与者众多,儿童公育才可能蔚为思潮,并呈勃兴之态势。

  三、儿童公育思潮的消退原因与转型表现

  儿童公育思潮由酝酿至勃兴,为时不超过十年;而真正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的时间,则不过两三年。当“启蒙”的时代主题,开始被“救亡”的时代强音所盖过之后,儿童公育思潮便呈衰颓之势。

  (一)儿童公育思潮消退之原因

  儿童公育思潮之退潮,大体与如下三大标志性事件相关。

  其一,无政府主义的破产。

  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入领会,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既有别于古代东方的“大同社会”或西方的“理想国”,又有别于“桃花源”或“乌托邦”,甚至还有别于欧文(Owen,R.)、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不可否认,共产主义理想也曾鼓动过“儿童公育”的风帆;但是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则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破产。前文业已言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盛,可以视为培育儿童公育理想的温床。清末的“安那其主义”和“虚无党学说”,又主要是由俄国传入的。所以当苏俄“十月革命”完成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后,已用事实否定无政府主义。由此,中国共产党人也由对远大理想的憧憬,转而迈出进行社会革命的坚实一步。在此背景下,有志青年更多地被“主义”所吸引、打动,而将“问题”暂置一旁。“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新兴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吸纳了大多秉持儿童公育理想的青年。恽代英、任开国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当他们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中后,事实上再也无暇或无心,重倡那美好但缥缈的公育理想。

  其二,《壬戌学制》的颁行。

  若就教育内部而言,1922年11月颁布的《壬戌学制》(《学制改革系统案》),无疑是中国学制建设史上的大事。该制又称“新学制”。其“新”便新在摒弃了此前的“日本色彩”,而为崭新的“美国色彩”所取代。此后,实用主义、平民主义、工读主义、实验主义等教育要素,便开始浸润于中国教育。

  具体到学前教育领域而言,1904年《癸卯学制》首次确立的“蒙养院”制度,不仅是照搬日本的产物,而且“中体西用”的气息浓重。正因其不伦不类,故在热闹了一时之后,迅即消沉。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虽将蒙养院更名为“蒙养园”,但并无实质改变。这不仅反映在其附属性质上,而且在内容、方法上也了无新意。或可如此认定,儿童公育思潮勃兴之一因,便是缘于对前此学前教育的不满。

  《壬戌学制》将学前教育设施,统一定名为“幼稚园”。这种更定,似可视为“与国际接轨”的表征。最早采用幼稚园之名者,为来华传教士所办理的学前教育设施。在1903年“湖北幼稚园”创办之时,便采用了此名。张之洞虽为该园的领衔创办者之一,但他最终还是在《癸卯学制》中采用了“蒙养院”之名。这是因为,“蒙养”能反映“中学为体”的精神。此后,官立者,均称“蒙养院”或“蒙养园”;而私立或教会立者,则多称“幼稚园”。这种名称的混乱,实则反映了幼儿教育思想的保守或杂乱;而当名称统一之后,先进的办园理念也随之而至。

  这种先进的办园理念,可由制定《壬戌学制》的七项标准得以反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能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58]次年,陈鹤琴便于自家开办幼稚园,实验幼教新理。1925年,他又将该园单设为南京鼓楼幼稚园,并使之成为中国幼稚园的楷模。而张雪门则在北京深研幼教理论,先后在孔德学校开办幼稚园和幼稚师范科,他立志献身于幼教事业并致力于幼教理论的中国化。“南陈北张”的获名,事实上标志着,中国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均已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幼稚园的定制和中国学前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实可视为“半公育制”占据上风。正因人们的关注点已聚焦“公共育儿机关”的完善和普设,所以对于虚幻或缥缈的“全公育制”的兴趣,也就不那么浓厚了。换言之,儿童公育思潮的平复,实为顺乎自然之事。

  其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为“北伐革命”而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拉开了“大革命”的帷幕。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不仅开始扫除腐朽的封建传统思想,而且对近代以来所倡言的各种改良学说,也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和批判。在教育领域,教育救国说、教育独立说、教育神圣说、教育中正说、教育清高说,等等,均开始失去了兜售的市场。此前的教育改造说,也变为教育革命说。在此背景下,“党化教育”主张应运而生。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确立了“党化教育方针”,要求教育必须配合“以党治国”的国策,并配合“北伐革命”的中心任务。当“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响彻云天后,人们热血贲张,所关注的只是现实政治,再也无暇空谈那玄远的理想。儿童公育思潮的消退,自然也就成为情理中事。

  (二)儿童公育思潮转型之表现

  尽管儿童公育思潮隐入了革命浪涛之下,但革命并不排斥理想,甚至革命的精神动力还须靠理想来哺育。因此,在民国后期的教育实践中,儿童公育仍被不时提及,甚至还有所试验。尽管它已鲜有五四时期的空想成分,但视其为儿童公育思潮的转型,也未尝不可。这种转型,可分以下方面来考察。

  其一,社团及私人办理者。

  “中华慈幼协会”筹设的“上海慈幼教养院”。该协会系全国性慈幼团体,会长为孔祥熙,另有邝富灼、高凤池、郭秉文等名人作为骨干。该协会于1928年成立,设会于上海。1930年5月,该协会在上海闸北虬江路开办慈幼教养院,收容孤儿予以公育。其办理经费,主要依靠募集;其办理特色,为教养兼重。该院为未足学龄者,开设幼稚班;为学龄儿童,则依学制开班;对于稍长者,则试行半工半读,用以习得谋生之技能。该院曾广泛开展救灾,举办儿童节、儿童年等活动,影响相对较大。

  杜从坡办理的“北平儿童公育院”。1933年9月,该院开办,院址为北平北沟沿4号的一幢民宅,经费主要依靠筹募所得。其办理概况为:“在院子的四周,有他们的寝室。每人一张小床,盖着洁白的被单;盥洗室里,各人有各人的盥具、布巾;作业室里,各人有各人的桌、椅;图书馆,摆着应用的图书;游艺室,摆着各种玩具;浴室、厨房,没有一处不是清洁、整齐,宛然一个小小的学校。”[59]该院办理时间不长,影响相对较小。

  陶行知办理的“北碚育才学校”。1939年7月,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社”名义创始该校,实则为独力支撑。他的创设初衷为:“抗战以来,中国破天荒产生了儿童公育的事业;而育才学校,是其中特殊的一种。我们希望,将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之公育,予以充分的试验。”[60]该校的招生对象,为各保育院中的天才难童。选才方式,既通过智力测验来检测,又通过具体的才艺表演来判断。入学后,分设音乐、戏剧、文学、绘画和社会科学(后增设自然科学、舞蹈)各组,进行分途培养,以使人才幼苗不致枯萎。该校为陶行知所办理的“三大教育典型”之一。

  其二,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后,则携手共同抗战。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设立,宋美龄任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委员。同年5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创设“第一临时保育院”。其后,又陆续创设数十所保育院,专门负责收容和教养战争难童。在全面抗战八年间,总计教养难童近三万人。此保育院,属儿童公育性质无疑。不过,在战争、迁徙的动荡环境中,难童们所享受到的公育幸福不多;好在磨难也是一种财富,这批被抢救出来的保育生,大多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应有贡献。

  其三,共产党人办理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

  该院在名义上,统属“战时儿童保育会”;然而在办理中,除经费外,则拥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性,并且儿童公育的色彩更浓。从设班来看,该院分设有婴孩班(6个月~4岁)、幼稚班(4~6岁)和儿童班(6~15岁),相对重视学前教育;从经费来看,也得到了党和边区政府更多的支持,所以生活条件和教养设施也相对优越。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于1940年设立“中央托儿所”。该所为中共中央机关的保育设施。1942年接受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的捐赠后,方改此名。它原本便实行“供给制”。又由边区政府出资,修建了游戏室、卧室、餐厅、澡堂、厨房、厕所等;其设施甚至优于政府机关。在接受华侨捐赠后,办所条件更是有所改观。其优越性从保育员的配备便可看出:婴儿班(2岁以下),专人负责;幼儿二班(2~3岁),5人配一保育员;幼儿大班(3~4岁),8人配一保育员;幼稚二班(4~5岁),12人配一保育员;幼稚大班(5~6岁),16人配一保育员。

  上列设施,均或多或少地具有“儿童公育”的因子,然而又与理想中的儿童公育有一定的差距。因其隐约受到过儿童公育思潮的影响,故可视其为儿童公育思潮的余波或者转型。

  20世纪相对于中国而言,可称为思想激荡、硝烟弥漫、探索艰难、改革深化的世纪。儿童公育思潮,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近端的一簇小小的浪花;然而当现今回眸时,那思想的亮光,依旧在深邃的背景中闪耀,依旧可以启迪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就笔者看来,儿童公育思潮的根本价值,似可用三个关键词来予以概括:一为“理想”;二为“论争”;三为“试验”。

  “理想主义”并非全是褒义,因为它总是与空想、虚幻邻近。“全公育制”的设计,就会招此非议。不过,一个缺乏理想的时代,不仅会是一个乏味的时代,而且还可称之为“一个没有前途的时代”。正因为五四时期是一个充盈着理想气息的时代,所以才可能请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才可能成批涌现出知识精英和青年才俊,才可能对民族、社会、国家的历史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才可能产生这儿童公育思潮。

  儿童公育思潮勃兴的标志,便是“论争”。蔡元培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百家争鸣”有了复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沈兼士、恽代英等“赞同派”,可以热情地表达己见;杨效春、杨钟健等“反对派”,也能无所顾忌地予以质疑;而沈雁冰、俞颂华等“折中派”,则能进行理性的剖析,并提出具体的建议。正是因为有了这热烈的论辩和平等的争鸣,才使该思潮及其他诸多思潮得以形成,才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传入和光大。

  恽代英在退出论战时曾表示,今后要“用手脚做出来”的成果,来证明自己持论的正确。即在“共同生活”和“革命实践”中,秉持“试验”精神,用事实来说明儿童公育的优越性。尽管这只可视为他的遗愿,但其后“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的办理,似可视为对他遗愿的践行。至于民国后期所办理的儿童公育事业,也均宜以“试验”视之。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改造,试验均为必经之手续,不宜跳过。

  应该说,“试验”与科学精神密切相关;而“论争”,则由民主理念提供保证。这“科学”与“民主”,正是泽被后世的五四精神。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若无理想之风的鼓动,这两面大旗便不可能高高飘扬。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第五章)24.

  [2][21][22][23][24]沈兼士.儿童公育——彻底的妇人问题解决法,处分新世界一切问题之锁钥[J].新青年,1919,(6).

  [3]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

  [4]鞠普.毁家谭[J].新世纪,1908,(49).

  [5][6]涵庐.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N].民国日报(上海版),1919-08-29.

  [7]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N].民国日报(上海版),1919-06-26.

  [8][9][10][11]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278、192、209、18.

  [12]孙中山演讲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18.

  [13][14][15][16][17][18][19]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62、262、264、262、262、263、264.

  [20]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1.

  [25]熊希龄.香山慈幼院发展史[M].北京:香山慈幼院自刊本,1927.33.

  [26][27][28][29][30][31][32][33][34][35]杨效春.非“儿童公育”[J].东方杂志,1920,(3).

  [36]恽代英.驳杨春效君《非“儿童公育”》[N].时事新报·学灯,1920-04-18.

  [37]杨效春.再论儿童公育[N].时事新报·学灯,1920-05-05.

  [38][39][40][41][42][43][44][45][46][47]恽代英.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J].中华教育界,1920,(6).

  [48][49][50][51][52]沈雁冰.评儿童公育问题——兼质恽、杨二君[J].解放与改造,1920,(15).

  [53][54]俞颂华.儿童公育问题的我见[J].解放与改造,1920,(15).

  [55][56][57]恽代英.大家为“儿童公育”努力[N].民国日报·觉悟,1920-08-19.

  [58]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04.

  [59]上海《晨报》记者.参观北平儿童公育院[J].健康生活,1935,(6).

作者简介

姓名:喻本伐 张汶军 郑刚 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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