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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新时代“幼有所育”何以实现
2019年09月03日 10:48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杨菊华 字号
关键词:幼有所育;新时代;托育;托育服务;托幼

内容摘要: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幼有所育;新时代;托育;托育服务;托幼

作者简介:

  原标题:新时代“幼有所育”何以实现

  作者简介:杨菊华(1963-),女,湖北鄂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中国历代都有明确的“及幼”“慈幼”思想和施策。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时代的“幼有所育”应定位如下:家庭始终是婴幼儿最主要的照料主体和中心场域;社会服务是“幼有所育”的必要延伸;围绕家庭需求和“居家育教”,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补充、社区依托”的服务机制;托育服务的总量供给和质量保障两手抓。为此,须夯实“幼有所育”的家庭基础;打造“幼有所育”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分类管理,提供精准服务;落实“幼有所育”的公共服务清单;从“幼有所育”出发,推动《儿童养育法》的出台。

  关 键 词:幼有所育 新时代 托育 托育服务 托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17ZDA12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二新政’下家庭友好政策与女性家庭—工作平衡关系研究”(71673287)的阶段性成果。

  十九大报告在原有“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基础上,增加了“幼有所育、弱有所扶”两项。“幼有所育”是一项重大的民生议题。在新的历史方位,“幼有所育”的提出,正是对新时代横亘在家庭尤其是女性面前主要矛盾的直接回应与关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性任务,也是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幼有所育”的历史回溯

  (一)民国时期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幼有所育”

  中国历史上具有一以贯之的“及幼”“慈幼”的理念和实践。民国以后,受苏联影响,独立托儿所出现。20世纪30年代,苏联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托儿所始见于1929年。抗战期间,一些妇女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妇女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1],国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儿所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当时已有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2]。具体费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工厂直接负担。有统计称,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3]。

  1949年后,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配置公立国营(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托儿所,并以两种途径发展:一是从零开始(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二是收编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在妇女解放运动和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托儿所日渐发达并逐步完善,形成了良好且独立的托儿所体系,收托出生后56天的孩子。这给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女性从家务中解放出来①。发达、较为完善且深具福利性的托儿所体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

  (二)改革开放后40年的“幼有所育”

  1980年,《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颁布,明确“托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多达3400多万人,入托率高达28.2%[4]。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0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9.39%;也就是说,城镇的婴幼儿可能都进入托儿所。当时的归属比较复杂,比如,机关、学校的托儿所属于各自单位,市、区托儿所由卫生部门设立,街道托儿所归属街道办事处,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和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则归地方政府领导[5]。

  20世纪90年代后,良好的托儿所制度逐渐解体,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经济、社会、家庭等领域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主观上因市场改革引发的社会对托育责任的剥离,二是客观上因家庭子女数量的大幅度降低而减弱的社会托育服务需求。数据[6]显示,在2000-2005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幼儿园减少56668所,锐减70%。而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要远大于幼儿园。“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追踪数据(见表1)显示,1991年,尚有近12%的3岁前儿童在公立机构入托,但在此后的几年中,该比例递次降低,直到2000年,在公立学校入托的比例完全为0。由此可知,公办福利性质的托儿所已然走入了历史。

  这种情况不仅在调查地区如此,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比如,2010年后,上海幼儿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逐渐停办,入托规模随之减少;2015年,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四个年龄组约80万婴幼儿总数中,能入托的仅占0.65%[7]。

  但是,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家庭尤其是女性对3岁前婴幼儿社会托育服务的需求出现明显反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托育服务成为考验各方智慧尤其是政府智慧的一个重要挑战。

  二 “幼有所育”的时代定位

  “幼有所育”所针对群体是6岁及以下非学龄儿童。“育”是一个宽泛概念,具有保育和教育双重之意,是指为学前婴幼儿群体提供的早期照护和早期教育(也称“托育”或“育教”)。对于3岁前婴幼儿,它主要是指保育和早教服务;对于3-6岁儿童,其重点从以保育为主转向以教育为重,保教结合。“幼有所育”是指家庭、社会、学校相联手,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护、情感认知、事理学习、能力培育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良好支持。

  即便是在全面两孩政策之前,家庭对社会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是存在的;但此前,城市社会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家政服务相对可以信赖和有能力偿付(可以通过家政服务来缓解需求),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人们对自己的时间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工作—家庭的平衡可以得到更好解决),育儿责任的完全家庭回归尚可承受。然而,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加剧了育儿焦虑,而这种焦虑又是发生在个体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大大减弱、家政服务质量无保和支付能力大大减弱的情境下,从而使得育儿责任的回归成为束缚个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桎梏。如今,不仅城市女性,而且大量的农村女性也普遍参与非农的社会劳动,单位对理想员工的期待是24小时随时待命;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式育儿[8]或更为吸引眼球的表述,“丧偶式育儿”等过度精细化的育儿模式,又使得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传统性规范要求进一步彰显。多重要素——多一个子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育儿责任外部化的顾虑或缺位、理想员工与理想母亲的角色冲突等——交织并杂糅在一起,刺激了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使之成为一个刚性的、迫在眉睫的、重大的民生需求,而“幼有所育”中公共服务的完全缺失,就成为家庭尤其是女性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来源。为此,必须重新定位新时代的“幼有所育”。

作者简介

姓名:杨菊华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17ZDA12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二新政’下家庭友好政策与女性家庭—工作平衡关系研究”(71673287)的阶段性成果。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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