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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雁飞:学前教育的策研究、配置与支持
2018年12月04日 10:44 来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曹雁飞 字号
关键词:学前教育;政策分析;基于证据;政策配置;社会正义

内容摘要:前教育政策分析有助于揭示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优化和完善政策效果起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学前教育;政策分析;基于证据;政策配置;社会正义

作者简介:

  原题:政策研究、配置与支持:学前教育政策分析的立场

  作者简介:曹雁飞(1988-),女,浙江嘉兴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政策研究,E-mail:caoyf437@163.com,浙江 杭州 311231

  内容提要:学前教育政策分析有助于揭示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优化和完善政策效果起积极的作用。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要挖掘依据、基于证据。分析当前的政策发现,学前教育应该强化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核心主体,引导并规范市场的公共服务职能,扩大社会参与。学前教育政策要体现社会公平:扩大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保障不利群体的平等权利,优化师资结构。

  关 键 词:学前教育 政策分析 基于证据 政策配置 社会正义

  威廉·N.邓恩将政策分析作为探索、调查和收集解决问题方案的过程。[1]基于此,学前教育政策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学前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状况及其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学前教育政策分析能够在优化政策、改善政策效果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学前教育政策分析并非一个自身已近完善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弊端,唯有秉承学前教育政策分析的应有之义才能真正实现其之于政策和实践的价值。

  一、政策研究:基于“证据”的学前教育政策路径

  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是从医学领域的“循证”研究中引入的,它并非是简单的方法移植,而是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套原则和实践的指导,从而改变人们对教育的看法,转变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方式,为提高研究中的专业判断力和发挥实践主体潜能提供必要的基础。

  (一)认识和挖掘教育政策研究的“依据”

  认识和挖掘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证据”是开展基于证据的研究的前提。首先,收集、整合已有研究成果是发现“证据”的基本条件。菲利浦·戴维斯认为,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及其相关的文献。完成这一层次的任务,要求研究者提出一个可回答的教育问题;明确可以获得系统证据的渠道,即电子媒体或者纸质媒体;获得较为完整的证据,并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和分析;对证据进行组织和分级;确定这些证据与教育实际需求之间的相关性。二是针对现有研究证据不足或悬而未决的实际问题,或者具有不确定性、论据不足的专门研究领域建立完善的证据系统。[2]这一层次要求教育实践者能够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发表研究成果,掌握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和解释性学科的研究方法,达到科学研究的高标准。

  其次,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要突破量化和质化的刻板隔膜。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是研究教育的一套原则和实践指导,并非具体的、定势的研究方法。有人质疑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缺乏一个充实的、发展完备的数据库以及数据质量过滤机制。这种批评显然对基于证据的研究存在一定误解,将“证据”等同于量化的数据,缺乏对“基于证据”的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教育场域中的证据是教育过程中教育活动得以完成的交互作用、对话的相关模式和结构。与此同时,证据也关乎教育实践伦理,如采取某一种特定的教育活动是否合适。因此,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不一定是量化的或者质化的。任何一项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研究都不局限于量化或质化中的某一种。

  (二)建立和完善“基于证据”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路径

  首先,好的教育研究不仅是搜集数据、评估实践,或研究成果的应用,还承担着通过专业判断和经验来整合知识的功能。所以,基于证据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要广泛地掌握学前教育的实际发展状况、政策实施情况,为政策改进提供依据;同时,还应该反思学前教育政策实践与当前学前教育的科学指导理念、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知识是否契合,寻求学前教育政策问题和实践困境的根源,进而架构事实与政策之间的合理框架。

  其次,基于证据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需要调动有助于推进研究进程的各要素的积极性。主体的参与、科学的方法、完善的规则是基于证据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基础。就微观实践层面而言,学前教育是教师、家长、环境与儿童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儿童进行科学保教的目标。因此,学前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关注主体的参与及反馈,以此获得真实、可靠的事实证据。

  再次,基于证据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运行状态,探究学前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支点。政府在制定学前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各阶层、各群体的意愿不被所谓的“公众观点”所淹没,而是得到真实的反映,并进入到政策议程。默里·埃德曼认为,“公众观点”是被政府、媒体和日常交往所影响和建构的,它是通过民意调查等形式而被当作客观事实来接受的。他进一步指出,科学的调查研究、严谨的分析、相关知识基础上形成的认识能够促进政治民主化,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是民主的先决条件,没有它我们只能得到民主和责任政府的外衣。[3]我国学前教育政策体系在不断完善,并取得实际成效的同时,也遗漏了一些现实问题,或衍生出了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之前能够拥有充分的调研,基于证据开展“真”问题的研究,为政策发现、解决问题提供更为科学的现实依据。例如,通过现有的量化研究(如发展报告)可以得出一个概览的结论: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城乡差距较大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差距”,揭示农村学前教育的实际状况、儿童和家庭的真实需求是政策研究需要深入阐明的。

  我国学前教育开展基于证据的研究主要遭遇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方面,研究者如何摒弃时下急功近利的研究取向,扎根到实践场域中,挖掘实践表象背后的本质与根源。研究者不是单纯的实践的观察者、分析者,只有躬身实践,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发现。另一方面,政策制定主体、决策者能否以审慎、客观、尊重的态度正视基于证据的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凭借个人或集团的,或被误读的“公众观点”的旨趣来开学前教育发展的“处方”。

作者简介

姓名:曹雁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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