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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季康:晚清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启蒙
2018年11月22日 14:53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朱季康 字号
关键词:晚清;学前教育思想;启蒙;自觉

内容摘要:晚清时期,国人开始接受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熏陶,从政府至民间,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识逐渐加深,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事业也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开始了自觉的起步。

关键词:晚清;学前教育思想;启蒙;自觉

作者简介:

  原题:晚清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启蒙与自觉

  作者简介:朱季康(1979-),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江苏 扬州 225002)。

  内容提要:晚清时期,国人开始接受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熏陶,从政府至民间,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识逐渐加深,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事业也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开始了自觉的起步。

  关 键 词:晚清 学前教育思想 启蒙 自觉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民国教育学术史研究”(13JYA001);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委托项目“江苏教育史”(17WMB008)。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开始阶段,时人称这个时期为“顺应期”,即“历史上之西化东渐期是也。”[1]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也在此时开始“东渐”中国,大量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被引进中国。西风猎猎之下,国人中的部分先进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并在中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与自觉反思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为民国时期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大起步奠定了基础。

  晚清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当时所办的各类刊物。那时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时务报》、《集成报》、《教育世界》、《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教育杂志》、《妇女时报》、《东方杂志》等都为当时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刊登了有分量的文章。《知新报》、《新世界学报》、《江苏》、《广益丛报》、《岭南学生界》、《北洋学报》等刊物也为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略微涉及这个领域的刊物还有《利济学堂报》、《新学报》、《蒙学报》、《浙江潮》、《大陆报》、《科学一斑》、《河南》、《学部官报》等。这其中既有官方的刊物,也有民办的刊物;既有教会的刊物,也有各类教育文化团体所办的刊物。可见,晚清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虽不如民国时期体量庞大,但也有一定的舆论与社会基础。从光绪三年(1877)《万国公报》刊载的《日本新设幼稚学塾》(431卷)及《选录保婴简捷章程》(436及440卷)两文开始,晚清时期约有百篇左右的文章专门谈论学前教育思想的各种内容,大部分的文章集中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其一半以上的文章涉及到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内容,这是国人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初步努力。这些文章所引进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来自于日本、欧洲、美国、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

  从这些文章作者或译者的身份来看,既有张士一这样的教育家,潘光旦这样的社会学者,亦有马叙伦这样的哲学家,更有尹昌龄这样的官僚学者,其中不乏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可以说,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初始传播者是以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局限于学术与教育圈内。

  他们为什么要将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呢?这种群体性的自觉行为根源于近代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群体对强种强国的期望。他们发现世界强国其国民的强盛是从幼儿教育开始的,从而关注其中并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马叙伦就直言不讳道:“振之之术,固非兴教育而莫能为力矣。而兴教育之要,又非重儿童教育不能为力矣。”[2]有无名氏言:“世变深需才,切今日之变,既非一二豪杰所能济事,乃不得不望之一般国民,以谋教育之普及。而教育必自童蒙养正始。吾国教育,近始萌芽。吾未敢谓操术者于儿童心理发展之序。”[3]他们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幼儿身上,“请言儿童教育而示其方法,播兴国强种之种子于今日,以冀收效果于他时,斯则我辈之厚望也夫”。[2]在引进这些思想的时候,学者们也很谨慎,如张士一就谈到他对美国女教育家白莲痕教育思想的引进,“断章取义,草录成篇。因国俗有不同,故于引证取譬之处,微有出入。惟是人性皆然,所以奏功。于教育之道,亦莫能异,是所望于有教导儿童之责者,明辨而笃行之,则庶几矣”。[4]

  晚清被引进中国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这个领域的内容最丰富。有些学者认为海外近代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育儿观念有不少共通之处。德育就是其中之一,学者们认为德育是幼儿成长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并且这种教育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儿童教育自胎育始而德育终,我中国古盛时教育家之通则也,虽然,泰西于此说尤备,吾采其目以表之。”[2]马叙伦曾将海外近代幼儿心理与保育的思想内容一一与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内容相对照,认为近代所谓针对幼儿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离不开中国传统的认识,如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所倡导的学校教育实际分为德育与智育;家庭教育则分为体育与胎育。而德育包含“道德(义侠、仁恕)、性情(温雅、刚毅)”;智育包含“演说(理想、故事)、讲解(拼文、诵读)”;体育包含“运动(器械、柔软)、游戏(玩弄、诗歌)”;胎育包含“饮食、起居”。[2]中外教育的名称有异,但内容相近。就如胎育而言,他以为中西方的胎育观念虽然有所差异,但重视之心却是一样的。“儿童之壮弱皆基于胎育之时,故胎育实为体育、智育、德育之本。胎育良者则体育智育德育易施,而收效亦速。胎育不良者,警诸草木,其根已腐,虽未尝不灌溉之,培植之,生机已竭,而欲其滋长也难矣。”[2]姑且不论其阐述是否得当,这种对比的尝试证明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可,也是其能够在中国传播的情感基础。马叙伦所作的《儿童教育平议》也是当时国人关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的代表作。他虽然坚持中西理念上的共同出发点,但也谈到了由于文化背景及科学发轫的不同,中外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各有其独到之处。如在学前幼儿体育方面,中国显然落后。“体育者,智育之基础也……泰西生子三四龄,即为之设运动场、游戏所,任其舞蹈,率其歌唱。而中国则不然。”[2]然在德育方面,马叙伦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德育更加成熟,对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而言更为合适。“泰西各国智育虽盛,而其德育则尚为幼稚时代。”[2]不过,他也对这种“成熟”的德育中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我中国之讲德育久矣,虽然,此犹德之私而非其公也;此犹德之狭义而非德之广义也。”[2]此外,中外学者都认识到了情感在学前幼儿的心理与保育领域的作用。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秀耀春译、汪振声记的《福若伯训蒙法》就提到:“其相亲之理,不在飞潜动植外著之形象,而在外物内有隐含之真机,使飞潜动植,自能鼓动于不觉。孩提之心,亦有天机之流动,故喜与相亲,有合而同化之理。”[5]这是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对福禄贝尔关于幼儿情感沟通理念的解释,实际上是认同了福禄贝尔的观点,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传统国人育儿观的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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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季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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