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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克灿: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
2018年09月26日 13:25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施克灿 字号
关键词:童蒙教育;明代;家庭教育

内容摘要:教育史的研究,对于明代国家教育体制,诸如科举的定制、官学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明代地方儒学的管理等研究颇多,而对明代童蒙教育的研究略嫌不足。

关键词:童蒙教育;明代;家庭教育

作者简介:

  原标题: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

  作者简介:施克灿,男,浙江浦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北京 100875)。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较特殊,它推翻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又亡于另一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它承绪的是宋代,故学术史上往往宋明并称,早期的程朱理学、中后期的阳明心学及明末的启蒙思潮交相辉映。在政治上,它又启发了清代,故制度史上又往往明清合称,被视为专制制度盛极而衰的时期。在经济上,明代已经出现商品经济,江南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层开始崛起,要求摆脱思想禁锢,大胆追求个性解放。

  特殊的文化特质与政治经济体制,孕育了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教育史的研究,对于明代国家教育体制,诸如科举的定制、官学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明代地方儒学的管理等研究颇多,而对明代童蒙教育的研究略嫌不足。本文着重探讨明代童蒙教育的实施主体、童蒙教育的内容及主要蒙书、童蒙教育的教育原则方法等问题。

  一、明代童蒙教育的实施主体

  教育的形式不外乎三种:家庭式、学校式及社会式,童蒙教育也不例外。不仅明代如是,历朝历代皆然。但探究其具体内涵,则体现出其时代性与社会性。

  (一)家庭式童蒙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或家族精神的传承,希望子孙后代能有良好的家教,以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明代的家族教育也十分发达,从其时代特质来看,主要体现在目标多元化及家教规范性两个方面。科举功名虽然是明代家族童蒙教育的主要目标,但很显然,追求实用知识、注重个人修养及诗礼乐教等提升素质的教育,在明代家族教育中也很普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家训中比较重视家族生计,商人家族注重对算学、商业知识的教育,使得明代家族童蒙教育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家谱族谱成为明代教育子女的重要材料之一,一些家训族规及家族文献往往也被收入族谱之内,对子弟的立身处世、日常行为等都提出明确要求,不仅使家族教育更加正规,更为社会提供了足以仿效的范本,因此,明代的家族童蒙教育呈现出规范化的特征。

  (二)学校式童蒙教育

  明代构建了以社学、义学、族学为中心的童蒙教育体系,具体说有三种办学主体:一是家族办学,主要由富裕家庭或家族集体提供办学经费,包括家学、家塾、族学、家族书院等;二是社会办学,主要是士绅捐资提供办学经费,由官方监管,包括私塾、义学、乡学、村学等;三是政府办学,主要是延续元代以来的社学制度。

  明代社学主要有以下明显的特征:其一,从地域上说,这种社学是设置于社会最基层,诸如城区之坊、巷及农村之乡、村、里、社,具有明显的广泛性特征;其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社学是属于初等教育性质的,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中重要的蒙学形式,具有基础教育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形式更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社会伦理教育;其三,从创办性质讲,这种社学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官立社学、官立民助社学,又有民办官助社学、私立社学,但总体说来,具有较强的官立性,官立社学占绝大多数;其四,从职能上说,社学之创办,是为了“养蒙端始、观化善俗”,既有启蒙教育之职能,又有社会教化之职能,具有社会性的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社学与地方官学在学制上是相互联系的,是升入府州县学甚至国子监的基础阶段。清初全祖望《明初学校贡举事宜》内云:“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①明代的林希元也将社学与儒学作了比较:“我朝酌古为治,自府州县以至坊隅里巷,莫不有学。在府州县曰儒学,在坊隅里巷曰社学,社学之教,主于明伦教身,儒学之教,主于明经修行。”②说明社学是与地方官学有等级间的联系。反之,地方官学的学生倘成绩不佳,受到处罚,也可能予以“发社”,即发配社学。明代甚至出现了强迫童蒙入学的做法,“父兄如有故违,不送子弟入社学者,提问坐罪”③。从社学的这些特点可窥见明代学校式童蒙教育的一大特质,即逐渐趋于正规化与官立童蒙教育机构的出现。

  (三)社会式童蒙教育

  明初,明太祖陆续颁布《御制大诰》三编,令民间子弟从七八岁就开始讲读,《大浩》内容主要是皇帝训谕,包括明太祖亲手处理的一些案例及发布的峻令训戒等,明太祖的意图很清楚:“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为非。其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④至于为何要向童蒙宣讲,原因在于“此时欲心未动,良心未丧,早令讲读三编大浩,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知避凶趋吉,日后皆成贤人君子”⑤。洪武三十年(1397),又颁《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令民间宣讲,不论男女老幼,每月六次,当然其宣讲对象也包括所有童蒙。在君臣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儒家伦理及礼法教化遍及全国民众。《圣谕六条》对后世影响极大。

  明中叶以后,由于心学的盛行,传统儒学伦理观念开始逐步世俗化,而政治上的极端专制又使“天理”的说教逐渐失去权威,商品经济的萌芽加速了对“人欲”即世俗生活(包括金钱)的追逐,儒家的社会教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此外,明中后期由于里甲制度的破坏,乡绅阶层在基层的重要性日显,加剧了基层社会的自治趋势。童蒙教育更加现实,出现了大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使得明中后期的童蒙文化,体现出世俗性与伦理性结合的特质。

  明代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教化网络,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精英人才以及顺民,由于童蒙是社会的未来,因此,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贯彻政府教化意旨的教育,显示了统治者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

  二、明代童蒙教育的内容

  明代童蒙教育目的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是肩负了童蒙识字教育的主要任务,它造就了大批能独立谋生的人,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明代蒙学的发展,催生了各种颇具地域特色的蒙书;二是在科举教育的体系之下,童蒙教育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科举的印记,尤其是明代童子科的制度设定,更为童蒙教育与科举考试架设了直通桥梁,而童蒙教育亦围绕科举来取舍教育内容。基于明代前中期程朱理学、后期阳明心学以及明末实学思潮的学术史变迁,明人对旧有童蒙读物的考据与新创童蒙读物的编撰亦产生了相应变化。

  明代蒙学一般不以学术宣讲为目标,而以承担民间子弟的启蒙教育,使之掌握日常知识、伦理规范、行为习惯、及法律常识为主要任务。魏校在《谕教读》文中说:“童蒙之教,欲一之于正道而不使杂焉以坏其良心者也。今有等生徒,安常习故,以为社学之教,皆非当世所急,只是多读书、熟作文、中举得富贵便了,不知我太祖高皇帝立学教民,则先行后文,设科取士,则以文观行,岂徒文而已邪?夫文既不足以尽学,则读书作文,安足以尽人道?”⑥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亦云:“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⑦规定童蒙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德育为中心任务,陶冶儿童道德意志,培养儿童德行情操,故王阳明主张对童蒙宜进行诗、书、礼、乐等文化科目的教育,着眼于童蒙德智的开发。陈宏谋云:“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⑧大体上说,明代童蒙教育内容包括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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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施克灿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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