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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锋: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与研究视角
2018年09月20日 12:56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小锋 字号
关键词:童蒙文化;秦汉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容摘要:秦汉童蒙文化在中国童蒙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深入探讨秦汉童蒙文化的基本问题,对带动和提升童蒙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

关键词:童蒙文化;秦汉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原标题: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与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张小锋,男,甘肃宁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29)。

  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童蒙文化之风悄然兴起,俨然已成为“显学”,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魅力再次彰显的表征,也是历史学、教育学、民俗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而催生的新的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和镜鉴意义不可小觑。秦汉童蒙文化在中国童蒙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深入探讨秦汉童蒙文化的基本问题,对带动和提升童蒙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

  一、秦汉童蒙文化的特点

  与历代相比,秦汉童蒙文化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确立为秦汉童蒙文化生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治国思想、文教政策、选人机制等无不影响到童蒙文化。秦朝享国虽浅,但其统一文字、尊崇法家、以吏为师、“焚诗书”等政策,深深地影响到这一时期的童蒙文化,也重塑着秦帝国的国民性格。秦统一之前,私学盛行,不同主张、不同学派的诸子思想竞相生发,各国教育内容无法统一,教学手段和方式也因人而异。秦统一之后,出于巩固统一和塑造秦帝国的国民意识之考虑,严禁私学,实行思想文化钳制政策,除“博士官所职”外的“《诗》、《书》、百家语者”一律烧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①同时还在最基层的乡一级设置三老,专门“掌教化”。这里的教化,不仅是对成人而言,童蒙教育也理应包含其中。需要说明的是,秦人十分重视书法和识字教学,不仅仅是为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更为深远的考虑是为了促进和巩固文字统一、强化秦帝国的文化认同。

  童蒙教育的发展与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息息相关。汉初,由于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几代君王虽均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意识到偃武修文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心有余而力不逮,“未皇庠序之事”。直到武帝时期,驷马强盛,财有余力,此时的汉王朝“劝学兴礼,崇化厉贤”②,不仅“立太学以教于国”,而且“设庠序以化于邑”③,建立了一套遍及全国的童蒙教育体系。西汉末,王莽虽篡汉自立,仍不废教育。刘秀本人出于太学,喜好读书,纵使战争闲暇也“手不释卷”,《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东汉建立后,刘秀尤重教育,“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起到了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一时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④的盛况,这自然而然促进了童蒙教育的发展。

  第二,秦汉童蒙读物质量高、影响大,童蒙教育思想甚为丰富。童蒙读物是进行童蒙教育的凭籍和“拐杖”。《汉书》卷30《艺文志》记载,秦代的童蒙读物有《苍颉》《爰历》《博学》,分别由丞相李斯、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编撰,字体采用秦篆。汉初,闾里书师将《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西汉末扬雄作《训纂篇》,东汉初班固继扬雄后“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据《隋书》卷32《经籍志》记载,东汉时期,编篡蒙学读物者还有贾鲂、蔡邕、朱育、项峻等人。秦汉童蒙读本的编篡者均为当世名臣硕儒,他们不仅博学多识,文采斐然,而且思想观点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完全合拍,确保了帝国思想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和蒙学读本的质量。与此同时,《论语》《孝经》等传世的文化典籍也扮演了童蒙教材的角色。秦汉童蒙读物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急就篇》自汉而后,长期流传,《北齐书》记载李绘、李铉等人都曾在幼时学习过《急就篇》,历史上著名学者唐人颜师古和南宋王应麟先后为它作注,颜师古《急就篇注叙》中说:“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学之。”可见,直到唐代《急就篇》仍然被广泛使用。

  秦汉时期留下了诸多关于如何搞教育、如何开展“童蒙”教育乃至“胎教”的真知灼见。汉初政论家陆贾建言刘邦,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只有加强文教,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受到高祖的称赞;叔孙通采用儒家礼仪,建立了汉帝国正规的朝会制度,使刘邦真正感受到皇帝的尊贵无比。此时,素来鄙视儒生的刘邦对读书人态度发生了转变,叔孙通“诸弟子儒生”全被封为郎官,读书人从此日益受到朝廷的重视。汉文帝时期贾谊多次上疏,论述秦亡汉兴的原因,大力倡导儒家仁义学说。他告诫为人父母要重视孩子的童蒙教育,主张“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贾谊曾先后担任长沙王、梁怀王太傅之职,他的童蒙教育思想更多地通过如何教育好太子而表达出来,疾呼早期教育和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教育就要为国家大一统政治服务,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明师、兴太学,重选举、广取士的三大文教政策,对武帝政治乃至整个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德育思想和教学思想丰富而系统。东汉初思想家王充的毕生心血《论衡》,不仅是一部阐扬唯物主义思想的力作,也是总结和升华其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宏著,其中关于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论述,启人深思。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贵,在于有智慧和知识;教育能陶冶儿童,改变人性,培养人才,发展才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思想和创见,对包括童蒙教育在内的汉代乃至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秦汉童蒙文化中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家风家训引人瞩目。秦汉时期道德教育的内容不尽相同。秦朝重法制、尚军功;汉代推崇德教、察举征辟选才、以“孝”治天下。晋文先生指出:“经学作为官方文化,不仅成为汉代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推动了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⑤在经学中,《论语》《孝经》被放置到一个“或且超过五经”的地位。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每年十一月,“命幼童读《孝经》、《论语》”。汉元帝为太子时,十二岁即可通《论语》《孝经》;范升少孤,年九岁,通《论语》《孝经》等等。可见研治《孝经》不仅是汉代“举孝廉”的重要途径,《孝经》又是教化人民的典范教材,出现了包括童蒙在内的“天下人诵《孝经》”的社会现象,童蒙只有先读《论语》《孝经》,然后才可学习“五经”,优异者可进入仕途,跻身上流社会。汉代“尊师而重傅”、研习“五经”之风、尊老慈幼之气浓。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童蒙文化,既有长足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反过来,童蒙文化的发展又促进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的形成。

  秦汉的家风家训引人瞩目。有学者指出:两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家训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儒家礼教得到重视,随之产生了家训、门风、家声等概念。⑥在历史长河中众多家训“俱往矣”,文献中载记的仅是只鳞片爪而已,如西汉孔臧的《戒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汉末诸葛亮的《诫子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这些家训情真意切,说理透彻,不仅是指导子嗣们立身处世的圭臬和良训,而且是影响当代和后世人们“修身”、“齐家”的精神财富。秦汉时期,涌现出诸多世代赓续的大家族,如弘农杨氏、扶风班氏、博陵崔氏等家族,英才辈出,灿若星河……这些家族薪火相传、历经百代,均与其良好的家风传统有很大关系。

  第四,秦汉时期太子教育和女童教育呈现新面貌。太子作为“储君”,其素质高下关乎国运民福。秦汉时期历代帝王均把教育太子列为头等大事,慎选师傅,精心栽培,形成了严整的专门教育太子的制度规范。皇室勋贵和上流社会对子嗣的童蒙教育,也极为重视。《后汉书》卷10《皇后纪》载,东汉和帝皇后邓绥“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有学者指出:“邸第”就是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不仅如此,它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⑦,匡正了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婴幼儿教育机构的陈说。事实上,汉代的年幼君主及妃后颇多,他们虽贵为至尊,但因其年幼,心智尚未成熟,需不断训导;故此,少年帝妃的教育也颇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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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小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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