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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梓: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2018年09月17日 14:03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徐梓 字号
关键词: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

内容摘要:全部教育教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和如何教学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

作者简介:

  原标题: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作者简介:徐梓,本名徐勇,男,湖北京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6ZDA230)的阶段性成果。

  全部教育教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和如何教学三个方面。这其中,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通常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在各个时代普遍适用。这也就是说,一些有效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会被人们一直尊奉和坚守;一些容易出现的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也难以克服。比如,距今2300多年的《学记》所提出的长善救失、藏息相辅、豫时孙摩、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在现今依然有意义;而“教之所由废”的发然后禁、时过然后学、杂施而不孙、独学而无友、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和“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的“学者四失”,问题迄今依然存在。

  至于教或学什么,往往从属于为什么教或学,或者说,教学的内容是由为什么而教学决定的。而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迥然异趣。一般的情形是,历史刚刚翻开新的一页,教学用的教材已经与此前大相径庭。

  根据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划分为周秦两汉六朝、隋唐五代两宋和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显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按照王朝的自然更代,而是依据传统启蒙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出的。因为这三个阶段,传统启蒙教育的教育目的不同,教学内容有别,分别主要是识字教育、各类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

  一、周秦两汉六朝时期:识字教育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①识字是启蒙教育最基础的工作。在开始读书之前,“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②,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普遍做法,也是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总结。不仅如此,我国传统启蒙教育在起步之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集中于识字教育。可以说,在隋唐以前,启蒙教育毫不旁骛地专心做着一件事,那就是识字。

  这一时期的启蒙教育,分为特征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一是周秦两汉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周秦两汉时期的蒙书数量有限,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脱胎于《史籀篇》,在《苍颉篇》的名义下演化,而以《急就篇》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史籀篇》是现在可考的我国最早的蒙书。这部书早已不存,有关它的书名、作者、成书时代、字数、字体、编写体例,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汉代学者刘向、刘歆、班固、许慎都认为,《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时的太史籀。两千年来,学者们沿袭此说,没有异议。王国维认为:这其实是汉朝人“不知太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所造成的错误。具体地说,王国维认为此书的开篇句是“太史籀书”,汉朝人把这句话错误地理解成了“太史籀的书”。实际上,“籀”是“讽读、讽诵”的意思,“太史籀书”的意思是“太史读书”。《史籀篇》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而且是大家一致认可的:第一,它是“字书之祖”③;第二,它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④。

  关于《苍颉篇》,既有残篇断简存留,又有《汉书·艺文志》的详细说明,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要更加清楚一些:“《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⑤可见,《苍颉篇》有两部,一是秦丞相李斯所作,只有七章;另一种是汉初乡村启蒙老师合辑秦朝的三部字书,并在此基础上删繁并重、断字分章而成,多至55章。

  《苍颉篇》成篇之后,同时成为其它字书的取材依据。《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入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⑥其中以《急就篇》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书。全书2144字,分为34章。所以要分章,是由于教学的需要,与我们现在分第几课相同。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它“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成篇后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元成之间,列于秘府”,在社会上流传得就更广。尽管“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但“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⑦,成为东汉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蒙书。

  周秦两汉时期的蒙书都是识字读物,从“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到汉代“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而成的《苍颉篇》,从“立语总事,以便小学”的《凡将篇》,到“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的《急就篇》,都是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说文解字》之前,所有的字书都曾经用作蒙书。而且,由《汉书·艺文志》的叙述可知,我国早期的这批蒙书,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承关系,如《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均取材于《史籀篇》,而《急就篇》和《元尚篇》,又取材于《苍颉篇》,而《十三章》和《滂喜篇》则是《训纂篇》的续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有蒙书,依然都是识字教材。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这些蒙书之间,不再有因承关系,不再有一个单一的发展线索,而呈现出一种发散性的发展格局,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但识字的性质没有变化。比如,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有晋下邳内史王义的《小学篇》一卷、晋高凉太守杨方的《少学》九卷、无名氏的《始学》一卷、吴侍中朱育的《幼学》二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的《启蒙记》三卷。从书名上看,这些书的启蒙性质非常明显,它们被著录在经部小学类,在《急就章》即《急就篇》到《千字文》之间,字书的性质非常清楚。《隋书·经籍志》除在经部小学类著录晋著作郎束皙的《发蒙记》一卷之外,又在史部地理类互著,并注明为“载物产之异”,可见它具有双重的性质。蔡邕的“《劝学》一卷”,著录在无名氏的《始学》和束皙的《发蒙记》之间,可知它既具有识字的功效,又具有劝学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一些蒙书,很多直接用“杂字”、“要用字”等命名。这类读物主要有东汉郭显卿的《杂字指》、晋李彤的《字指》、宋谢康乐的《要字苑》、晋殷仲堪的《常用字训》、梁邹诞生的《要用字对误》、隋王劭的《俗语难字》、李少通的《杂字要》等。如果说它们启蒙的性质有些隐晦不彰的话,那么识字读物的性质就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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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梓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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